1937年，他与日军死战4天4夜，然而战斗刚结束，就被拉到棺材面前枪毙，临死之前他连叹三声。 1937年10月3日，太原城外的刑场上，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子挺立在一具打开的棺材前。他就是晋绥军第61军军长李服膺，此刻的他面色凝重却不见惧色。 ＂啪！＂几声干脆的枪响过后，这位抗战初期的将领倒在了棺材旁。据现场目击者回忆，就在行刑前，李服膺连叹三声，眼神中满是不甘与无奈。他是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个被枪决的军长，罪名是＂擅自撤退＂。 这位军长的结局令人唏嘘，而他的死亡背后，折射出抗战初期的残酷与复杂。 就在被枪决的一周前，李服膺刚刚与日军东条英机兵团在天镇至阳高一线鏖战七昼夜。战斗异常惨烈，阵地反复易手十余次。至9月28日天镇失守时，第61军已有六千余官兵伤亡，几乎损失过半。 ＂弹药告罄，兵力不足，不得不暂避锋芒。＂李服膺在最后的自辩中这样说道。据后来证实，当时战区确实发出过＂相机撤退＂的密电。然而在战场局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这份密电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震怒异常。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政府急需树立军纪严明的形象，以稳定军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服膺成了＂杀鸡儆猴＂的对象。 ＂战场上军令如山，宁可战死，不可失守！＂阎锡山在下达处决令时斩钉截铁地说。 令人唏嘘的是，李服膺的悲剧绝非孤例。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共审理将级军官违法案件54起，其中因作战失利被处理的就有33起，实际执行枪决的10人中有6位是黄埔系将领。 这些处决无一例外都附有蒋介石的亲笔批示，体现了战时最高统帅部＂宁枉勿纵＂的决心。然而，战争的烟云过后，历史却给了李服膺一个公道。 1946年，太原军事法庭重审此案。当年参与作战的第400团团长李生润出庭作证，证实当时确实收到了战区＂相机撤退＂的密电。最终，法庭宣告撤销了对李服膺的原判。 ＂战争年代，有时是为稳定军心而不得不用重典。＂战后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含蓄地承认了某些案件存在＂权宜处置＂的现象。 2014年4月6日，山西省鹞子涧村的一座山冈上，几位志愿者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他们立起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抗日英烈永垂不朽＂。在场的还有一位老人，名叫周锡奎，年过九旬的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实现—为死去的战友们立一座纪念碑。 时光倒流回1937年9月25日凌晨，一支部队正快步向平型关前线挺进。这就是434团，隶属于72师217旅，团长程继贤年仅27岁。他们此行带着特殊的使命—为被枪决的军长李服膺报仇雪恨。 ＂我们要用战绩向上级证明，61军不是懦夫！＂程继贤在出发前对全团官兵说道。这支由1500余名年轻战士组成的部队，大多数人不过十八九岁，却个个斗志昂扬。 初到战场，434团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他们迅速解救出被日军围困的71师214旅，相继占领了鹞子涧、六郎城和1930高地等战略要地。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在鹞子涧东南方向成功包围了一个日军大队，近千名敌军被逼到了绝境。 ＂我方人员每时每刻都在减少，连收容伤员的场所都没有，弹尽粮绝，寒风凛冽...＂一名被俘虏的日军军官在战后回忆道。当时，敌军上下已做好了＂为天皇献身＂的准备，胜利似乎触手可及。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9月28日，日军主力攻克了434团的城口一线阵地，与434团协同作战的友军被迫南撤。一下子，原本是＂猎人＂的他们反而成了被猎杀的对象，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 程继贤带领两名营长指挥全团官兵展开了殊死抵抗。他们在平型关一带与敌人激战了整整4天4夜，山谷中枪炮声不绝于耳。《陆军六十一军八年抗战史实》中记载：＂我434团团长程继贤率部反复冲杀，毙敌无算，弃尸盈野，山河草木皆为变色。＂ 最终，以寡敌众的434团几乎全部殉国，仅有包括周锡奎在内的百余人侥幸生还。程继贤身披重伤，壮烈牺牲。这场惨烈的战斗中，1500余名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这片荒凉的山谷中。 更为悲壮的是，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甚至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历史的尘埃落定后，鹞子涧的战事被淹没在抗战的洪流中，无人知晓，无人提起。 77年后，周锡奎老人将自己团长的故事和战友们的牺牲告诉了志愿者＂明珠＂。＂我只有两个愿望—给死去的战友们立个碑，以及死后长眠在鹞子涧。＂老人的话语朴实无华，却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