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的军调谈判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迫切要求和平，坚决反对内战，但国民党反动派却视共产党为仇寇，执意要发动内战。对此，我们党是早已洞察的，但为了尽最大努力挽救和平并教育人民，毛泽东同志曾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还与之签订了《会谈纪要》。然而，肆意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却一面谈判，一面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在遭到我军奋起反击的情况下，又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出面和我们进行所谓战后军事调停，提出由国民党政府、美国政府与共产党三方面进行调停谈判；而后，由周恩来、张群和马歇尔分别代表三方组成北平军事调停执行部，并在其他若干地方成立了军事调处小组，在各个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徐州也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
为了参加徐州地区的军事调停谈判，冀鲁豫地区也组成了三人小组，指定我为组长，另外还有冀鲁豫区地委的地委书记刘星及豫皖苏山东地委书记李中一作为冀鲁豫的代表。我和刘星、李中一及随员于1946年2月10日由军区出发奔徐州，途中在曾希圣的七师驻地停了二十多天，后又在韩庄集中。共产党这方面的代表，由附近好几个根据地的人员组成，负责人是新四军的韦国清。由于事先没有沟通好，我们与韦国清见面后，他提出冀鲁豫军区不作为正式代表，只算作列席汇报成员，由我带一随员参加即可。经向军区请示后，刘、李二同志只好返回，由我带了一个译电员，于3月14日至徐州。同时，参加军调谈判的还有韦国清和王少庸（代表鲁南）、王德（代表新四军）等人，我们到徐州后，被安置在国民党徐州三青团团部。
由韩庄赴徐州途中，沿途见到国民党修了许多工事，各个车站都布满了铁丝网，周围的一些村庄都挖满了战壕，山头上筑满了碉堡，有的还正在加紧施工。虽然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13日就下达了停战令，实际上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平愿望，仍在积极备战。但群众希望和平的愿望却是真诚的，我们到徐州一些商店去买东西，鞋店老板向我们说："和平好，一和平生意就好做了！"到了书店，店员也说："和平了哪里都可以通行，各处的书都可以进来，那时就好了！"由此可以看出一般民众的心声。
当时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是顾祝同，他派出进行谈判的是两个参谋长，一个姓谢，一个姓张，还有一个是什么谭主任。美国方面参加的一个叫哈锐斯，一个叫狄脱，还有些随员。说是进行调处谈判，实际上则无所事事，使人清楚地感到美国与国民党不过是以谈判为名，拖延时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谈判。双方坐在一起，多是争吵一番了事，真要是找他们谈些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便推三推四有意回避。
我们到徐州的第二天，国民党以顾祝同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美国人和我们都参加了。宴会在徐州道尹公署举行，这里原是一所古老陈旧的房子，但经过八年沦陷，这座破旧不堪的老式房屋，却一变而为金碧辉煌的楼台宫殿。但徐州街道上的民房却是一片残垣断壁，有些变化也只是表层和皮毛。由此，我感到由敌人造成的徐州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不知蕴藏了几多腥膻。宴会席上互相间免不了应酬寒暄几句，但主持宴会的张、谢参谋长一味恭维美国人。姓谢的口口声声说："美国友邦对我们的停战有很大功劳，今后还恳望继续帮助我们整编军队。"那个姓张的则说："我十年前也曾到过欧洲，欧洲的朋友会吃酒、会抽烟、会跳舞，那时我什么都不会，十年后，我烟可以抽几支、酒可以喝几杯、舞也可以跳几圈了。说明兄弟从欧洲归来有了点进步，也说明欧洲的文明也是可以学会的嘛！"他还一再让翻译说明："我们正在筹备一个现代化舞厅，准备再专门开一个有舞会的宴会，给大家邀请些舞伴，欢迎我们的美国友人。"其他在场的国民党将领也都随声附和说："是的！是的！"这种对美国人低声下气的媚态实在令人厌恶。我们的代表在这种场合都很看不惯，因此，每逢这种场面，我们总是随便去一个人应付，多是在驻地读书看报下棋聊天。
在徐州调停谈判期间，我们外出，国民党常派人盯梢，他们是一节一节地盯着，换一条街就另换一个人，他们互相接应彼此有联系，开始我们不知道，后来才逐渐察觉。有一次我同新四军的一个代表到云龙山，转到山后，听到有人讲话，好像是我们家乡人的口音，我下去一看，原来是从根据地出来的恶霸地主，我们家乡那个地区的还乡团。这种人心黑手狠，我拉着那位新四军的代表赶快走开。走着走着，又看见后面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沛县中学抓我的特务吴梅庵，我还听见他对同伙指着我说："就是他，就是他！"我们只好赶快离开。接着发生多次类似情况之后，我们明白了，原来国民党处处在窥察着我们的行动。
由于国民党上层对我们抱有敌意，他们下面的人也常常有意向我们作出不友好的表示。我们代表团有一个青年译电员，国民党也有个年轻的女译电员，她看到我们的译电员有些土里土气，常以轻蔑的口气与我们的译电员交谈。久而久之，我们那位译电员对她也不客气了。有次她挑衅地问我们的译电员："你们怎么不穿咔叽布？"我们的译电员说："咔叽布是美国的，我们穿自制的，不穿外国的。"她又说："你们的衣服干吗都做得又肥又大呀？"我们的译电员说："我们的布多，自己纺线，自己织布，自己做衣，想做多长做多长，不像你们那样又小又瘦，紧紧巴巴！"弄得那个女译电员无言以对。
一次各方派出代表到丰县视察和解决冲突。我们谈判组决定我做代表，美方的代表是空军上校丘斯特，国民党方面是绥靖公署里一个姓丁的科长。4月18日，我们乘两辆吉普车从徐州出发，路经小孤山、郑集、敬安集等地，沿途都有国民党操纵唆使的群众向调处组请愿。在敬安集一带甚至围了成百上千的人，拦着车不让走，用各种诽谤性的语言骂我们。人群中夹杂着一些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其中还有原来沛县中学的学生。我叫住一个气愤地质问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个学生还认识我，看见我如此声色俱厉，便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车行至毕楼时，我看到前面的村庄着起大火，路上的群众神色都很惊慌，像是发生了战事，但又没有枪声。国民党方面的人提出要绕道走，我想看个究竟，坚持驱车直往，气氛很紧张，双方都不说话。进村后，了解到原来是国民党以两个团的兵力，"围剿"驻在这个村里的华山县大队，我方因寡不敌众而撤退，国民党便将这个村庄全部放火烧掉，并烧毁公粮和马草各数万斤。战场仍未打扫，我们有些突围中牺牲的战士的尸体仍未搬走。面对这种现实，国民党和美国的代表还假装正经地问："这是怎么搞的嘛？"我则理直气壮地反问："究竟是谁在挑动战争？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
车行到丰县以南，离县城只有五十里的地方，那儿明明是我们的地区，但国民党的县长却动员了万把人，正在那修围寨、筑公路。我问美国人："这是新路还是老路？"美国人说："是新路，还有麦苗呢！"我说："他们把公路都修到我们的地区了，这不是抢占地盘吗？!"
到了丰县，这是我们解放区，调处组住下后，一群一群受国民党迫害的群众起来找代表告状诉苦。这里的群众被国民党杀害的很多，美国人也只好接待，整天应接不暇，无法休息。离丰县，再往沛县走，沿路都有老百姓围着车子诉苦，甚至无法通行。美国人丘斯特感到狼狈不堪，气呼呼地向国民党代表说："你们干得也太过分了，现在让我们陪着受苦！"国民党那个代表十分尴尬，但仍强词夺理说："这是他们共方的挑动！"
这次视察结束后，我觉得待在徐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不如回去工作，便派了一个参谋代替我的工作，我经过请示返回了湖西。
保卫济宁之战
我在去徐州参加军调谈判之前，潘复生同志已于1945年末调冀鲁豫区，郝中士同志接任地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同时任军分区司令兼政委。当时，军分区政委一般都是地委书记兼，而我是副书记却兼任政委，之所以这么安排，可能是考虑到郝中士同志没打过仗，不大懂得军事，再者原来军分区的干部又都比较强，如邓克明、张国华、王秉璋、唐亮等，新安排的政委如不懂军事，怕关系不好处。不过，这对我来说也是赶鸭子上架。但这样的安排，却使得中士同志很有意见。
1946年1月9日，在国共下达停战令之前，在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指挥下，一举攻克了济宁城，全歼国民党军一万多人，济宁第一次获得解放。济宁解放之初，成立了卫戍司令部，张国华任司令员，万里任政委。不久，又成立了冀鲁豫第七地委和军分区，万里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济宁市受辖第七地委领导。马纪孔任济宁市长，魏晓云任市委书记。不久，济宁市又晋升为专级市，当时又调我任市委书记。因此，我于1946年6月9日赴济宁任职。
济宁是山东比较富庶的一个城市，战争中破坏不大，当时已有十多万人口，在解放区算是较大的城市。此地商业发达，是一个通商口岸，南北运河经过这里，市的南北两面临湖，南面是昭阳湖，北面是松山湖、蜀山湖和东平湖，又有铁路通兖州，水陆交通都比较发达，因而当地文化程度也比较高，著名的山东省立第七中学就在济宁。我任市委书记后，干部配备的还比较齐全，魏晓云任副书记，马继孔仍继任市长，邵子言任组织部长、丁禹畴任副部长，白桦任宣传部长、王光中任副部长，杨节任民运部长。市内分五个区，区委书记有李青、李学智等。市、区领导班子健全后，我们根据城市工作的特点，研究了执行城市政策问题，主要是保护工商业。当时济宁最大的工商业是玉生堂酱园，有四五百年的历史，驰名国内外。为了组织发动群众，我们陆续组织了民兵、青年、妇女、职工等群众组织，还创办了市委机关报﹣-《济宁日报》，因处战争时期，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我们公开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我任济宁市委书记不久，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军队也分几路向解放区进犯，一路进攻湖西，一路进攻鲁南。当时有的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像距济宁六七十里的龙岗集之战，即毙伤蒋军主力六千余人。我二十旅十八团团长吴忠在这次战斗中突入敌人阵地，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坚守一昼夜，打退数倍于我之敌的九次进攻，对整个战役作出重大贡献。为此，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都通令嘉奖了以吴忠团长为首的一百八十多名勇士，在冀鲁豫军区还开展了"学习吴忠团长为首的百名英雄运动"。这一仗之后，周围的炮声都打响了。驻在兖州、临城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对我进行骚扰。济宁北靠兖州，南面又是敌人大举进攻的方向，形势十分险峻。
面临这样的形势，我们积极加强了战备，满街都修了碉堡，有明堡，又有暗堡，大街小巷、城墙周围、高大建筑物都修有工事，我当时抱着坚守济宁的信念。就在这时，冀鲁豫军区接连来电指示，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做好撤离济宁的准备。但我却下不了撤离的决心，总觉得济宁有许多机关、银行、贸易公司、面粉厂等等，物资也很丰富，即使撤离也有个过程，但军区则一天几次电话，催促撤离。为了不引起人心浮动，我决定一方面先疏散物资，转移家属和伤员，另一方面加强备战。我的想法有积极因素，但也有一定的轻敌麻痹思想，总觉得敌人不会马上大规模地进攻济宁。
不料，9月15日，驻兖州的吴化文部队突然向济宁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使我们进行了艰难的保卫济宁之战。敌人于9月16日用两个团的兵力攻至济宁城下。我们守城的兵力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只有一个营加一个炮兵连，另外就是各区队及民兵。市长已先期转移出去，我是城防政委，与我一起守城的有城防部队参谋长杨昆，还有廿一团团长陈占英。仗打得十分艰苦，从早晨一直激战到上午九点多，敌人仍在攻城。我们要把敌人打退则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杨昆说："你先在城内坚守，我出去搬兵。"我想他原是七地委军分区的参谋长，距济宁城外不远就有七分区的军队，都在城里死守也不是办法，便同意他出城寻求援军。陈占英和我一起指挥，他打得非常坚决。敌人从东、南、北几个方面向城内猛攻，直打到十二点时，敌人仍未攻克。这时，我更增加了守城的信心。只要天一黑，如果我们再有援军，就可以进一步部署打退敌人进攻。谁知中午过后，敌人出动了三驾轰炸机，反复轰炸东门，因为我们的炮兵连就设在东城上，一个炮兵连让敌人炸了精光。敌人又用大炮轰击城东门。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仍在坚守。出去搬兵的杨昆，不仅未搬来援军，而且自出城后连个信也没有。而陈占英团长却咬紧牙关，一直和我坚守阵地。到了下午三四点，骑兵通讯员从东北跑来送情报说："敌人已经上城了！"我听后拿起望远镜观察，敌人果然上城了，从东北上来，已经快到南门，另一股从东北往北走，城墙上黑压压的一片敌人。但他们不敢贸然进城，因为城里的碉堡很多，他们也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下来。
面临如此险恶的形势，我们终于决定撤出济宁城，最后出城的是公安大队。我们部队路过幼善街时，城里的妓女坐在门口摆着手说："再见！再见！"因为我们解放济宁后，妓女没有生意了，对我们不感冒，所以向着我们的队伍说："再见，再见。"我听了很好笑地说："再见，就再见。"我心中想，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到济宁。当时虽然经过一天的苦战，仍浑身是劲，总感到济宁城还没有丢。出城时，身边一个警卫员也没有，因为我打发警卫员出城送文件还没有回来。我一个人慢慢地从城里往外走，顺着沟往西走，我边走边想，敌人实在蠢，他们假使在这里埋伏一支人马，岂不要活捉我这个"老将"。
后来，我们到了离城十里的地方，见到那个参谋长杨昆，他也没有说出搬兵的所以然。当时天已黑了，又下着大雨。大家研究了下一步如何办。我们让济宁县县长李华民带着县大队在济宁附近坚持打游击，又把从城里陆续撤出的队伍汇集起来，沿着运河继续往西北走，因为我们转移疏散出来的人员和物资都是沿运河而行的。天黑路滑、冒雨踏泥地走了四十多里路至长沟才宿营。第二天，又走了一天，到南旺，这里是大运河的分道口。在这里，我们清点了一下人马，还有两千人，兵是不多了，多是干部、民兵、家属和少数从济宁逃出来的群众。在此我向冀鲁豫军区打了报告，报告济宁保卫与失守的情况，军区在电话中批评我们有些冒险主义。此外，我在济宁失守过程中，还丢失了一小麻袋的文件和材料。济宁失守前我把较重要的文件、材料、笔记本等装在一个小麻袋子里，为防止丢失让警卫员骑马转移出去，不想在战乱中，警卫员却将整个小麻袋丢失了。其中因有些保密性的文件，还有我个人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为此，我写了检讨，区党委还发了通报。
在济宁失守过程中，还有件有趣的事，就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曾丢失过。当时这个孩子刚出生两三个月，他妈妈凌静产后有病无力带孩子，先期疏散时她离开济宁前把孩子交托给济宁市一家群众照看。在军情趋于紧急时，我意识到不管济宁是弃是守，我都不可能有精力关照孩子，我让警卫员给这家群众送去两袋面粉，请他们代为抚养。这家群众在济宁战斗紧张时也转移了出去，后因生活困难，又把这个孩子转送给了他人。几经转手孩子失去了下落，战后到处打听都没有音讯。找到这一家，又找不到那一家。当时，我和凌静都已经三十七八岁，才得了这个儿子，爱子之情可以想象。一旦骨肉离散，且生死不明，自然十分挂念。但紧张的战争环境，繁忙的革命工作，也只能把这件事置于脑后。而组织上和同志们对这件事却非常关心，多方代为寻觅，两三年后，才找了回来。孩子找回来后，竟不认为我和凌静是他的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叫着"我回家吃面糊！我吃面糊"。因为那几年，他被转来转去，都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苦难群众家中，完全是靠吃白芋、野菜长大的，所以他只知道要面糊吃。这就是我的大儿子﹣﹣少陵。战争考验了我们，也磨炼了孩子。这几年的苦难生活，少陵虽然还很幼小，但却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记，一直到后来，这孩子始终比较淳朴。我总觉得他的思想品格与丢失后苦难生活打下的烙印有关。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