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或许没想到这个“洋务运动标杆”会成为官场博弈的战场。
当政敌试图用帆船生意分一杯羹时，他悄然打出一张“能源牌”——控制长江流域的煤炭供应，让对手的蒸汽轮变成废铁。也就是说，李鸿章通过控制煤炭配额，绞杀了政敌。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揭开了晚清权力场最隐秘的”无间道“：谁掌握了能源命脉，谁就捏住了政敌的咽喉。
在蒸汽轮机轰鸣的晚清，煤炭就是流动的黄金。
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主导的轮船招商局不仅造船运货，更通过掌控开平煤矿、磁州煤矿，构建起长江航运的“煤炭供应链”。
当政敌盛宣怀试图扶持太古、怡和等外资轮船公司时，李鸿章突然收紧煤炭配额——非嫡系企业购煤价格翻倍，运输优先级垫底。
这种“差别化供能”策略，让对手的轮船要么趴窝港口，要么亏本运营。
更狠的是“质量调控”：给政敌企业的煤炭掺入大量矸石，导致锅炉效率骤降。
有英国工程师记录，某外资轮船因燃煤质量差，从汉口到上海竟比平时多耗煤30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消耗战，比直接对抗更致命。
1883年，李鸿章突然在《申报》发文，痛陈“黑烟蔽日，有害民生”，要求严控上海租界轮船煤炭用量。
此举表面看是超前环保意识，实则是精准打击——租界外资轮船多使用高价英国煤，而招商局用的是廉价国产煤。
新政一出，外资公司运营成本暴增，招商局趁机抢占航线。
这套“借环保之名，行垄断之实”的操作，甚至影响了朝廷政策。
当御史弹劾招商局“独占漕运”时，李鸿章以“集中运力可减少煤炭浪费”为由辩驳，将经济垄断包装成节能减排的善政。这种“绿色话术”，比直白的权力斗争更具迷惑性。
李鸿章的真正杀招，是将能源控制上升为制度设计。他推动总理衙门出台《轮船用煤章程》，规定“官督商办企业优先保障煤炭供应”，而这条政策解释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当盛宣怀的湖北矿务局试图自建煤矿时，李鸿章以“重复建设浪费资源”为由叫停，转头却批准亲信唐廷枢在开平扩产。
这种“规则游戏”在甲午年前后达到高潮。日军切断北洋舰队燃煤供应时，李鸿章宁可让舰队困守威海卫，也不调用招商局储煤——只因这批煤炭早已被他标注为“民用物资不可挪用”。
能源控制至此已成权力自保的工具。
当我们惊叹于招商局衍生出某银行等百年企业时，更应看到其原始积累的暗面：那些因断煤而破产的民营船主，被“环保令”逼入绝境的外资公司，乃至因能源垄断迟滞的行业创新。
李鸿章的“煤炭权谋”虽成就了洋务运动的光环，却也埋下晚清工业畸形发展的隐患。
今日重提这段往事，并非简单批判历史人物，而是警示权力与资源的共生关系——当能源分配沦为权斗工具时，再先进的蒸汽机也拉不动国家前进的车轮。
正如当代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启示，真正的进步，永远建立在公平透明的规则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