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召开的党代会中，八大是间隔时间最长的党代会，从1956年到1969年，八届历次会议竟然延隔13年，超过了以后任何一次党代会。

八大会议后，开国将军中有好几位都是政治局委员，比如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刘伯承，就是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中央大幅度改组了领导机构。除了原有的政治局领导班子，还增选4人为政治局常委。这4个人，既不是开国元帅，也不是任何一位开国将军，他们都没有军衔。

那么，这4个人都是何许人也？他们后来的成就如何？

首先是陶铸，湖南祁阳人，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是唯一参加过南昌、广州和闽南工农起义的政治局常委，1951年，他曾代行华南分局书记，是仅次于叶剑英的华南局二号人物。

1957年，陶铸又担任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两度主持广州军区和暨南大学校务筹建，为暨南大学的第九任校长。

陶铸没有军衔，却是一个职业军人，在1926年，他就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与开国大将许光达，开国上将张宗逊、宋时轮等是同学。

1948年，沈阳解放后，陶铸担任首任市长。平津战役结束后，他负责整编傅作义部，然后又担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十分信任陶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多次招陶铸进京商谈救灾事宜，是上世纪全国地方一把手中的实干家。

第二位是陈伯达，福建泉州人。陈伯达是文秘出身，在解放前后，他一直担任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一度入选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解放前的陈伯达曾长期在北方局和延安马列学院任职，他毕业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既当过小报记者，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有一定的文笔基础。

1931年，陈伯达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受到北方局的指派，负责北平市委工作，成为北方局的宣传领导。抗日战争时期，陈伯达在张闻天领导的马列学院担任教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成立，他又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等职。

在毛主席的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1949年后，他连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要职，位居正国级。

陈伯达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但因为在特殊时期犯下严重罪行，他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病亡于北京，终年85岁。

第三位是康生。康生是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一度担任中央社会部的部长。

八大会议后，康生先是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继而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康生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了四名增补常委之一。

第四位是李富春，湖南长沙人。李富春在党内主要领导经济财务工作，他既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正国级。

1920年，李富春曾和蔡和森、蔡畅等一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旅法期间，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步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富春温文尔雅，注重实践，他无论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经济等问题，都能很快地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中央苏区时代，李富春曾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在这一过程中，他组织红军反“围剿”，又逐步加强红军的政治军事训练，使得红军的战斗力取得了大幅度的提高。

在延安时期，李富春又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和财经工作。在延安最危急的时刻，是他协助陈云同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由此才有了南泥湾等自救成果的伟大壮举。

李富春在解放前后曾先后协助周总理、张闻天、林伯渠、陈云、高岗等工作，建国初东北财经的迅速恢复，就有其的一份功劳。

1962年后，李富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

这四位增补的政治局常委，陶铸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李富春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康生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当时的地位都很高。其中，李富春和陶铸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也都深得中央的信赖和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