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述工作室
前言
“许述工作室”聚焦“旅行+文史”，正式启动的第一个主题是“中国李庄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名门之后，既有诸多优秀品质值得后人学习，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值得回味。李庄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东面约20公里，我们前后去了十余次，对梁林故居比较熟悉，并对两人的生平特别是李庄时期的往事进行了详尽的走访和查阅。考虑以上诸因素，遂将“中国李庄之梁林故居”作为许述工作室正式“开工”的第一个主题。
本来，我们计划直奔主题“梁林故居”，并未打算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进行回顾。但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阅读了有关林徽因、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李庄等相关资料数百万字，觉得有必要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平进行全面展示。我们采用了以图带文的形式呈现，并以“第一人称”即林徽因的视角来展开叙述。
我一生多数时间都以“梁思成太太”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但自从我去世后，却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和议论的焦点。我在建筑学方面的学术能力和成就或许不如思成，但我也有许多让他欣赏的地方。思成与我是相知相爱一生的伴侣，他是这么看我的：
梁思成晚年评价林徽因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务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候很累，因为她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第245-346页）
很多人也许对我与思成、志摩、老金的感情生活更感兴趣，殊不知这恰恰违逆了我的意愿。我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当别人称呼我为“梁太太”时我心里其实比较抵触，更别提被现在某些人定格为某位著名男士的恋人。好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我是个“大女主”，女儿再冰对我的评价概括为两个字——“仗义”。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脾气大性子急，“直爽性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1932年1月1日，见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的素描作业不行，竟脱口而出“怎么不像人画的”，（茹竟华、王其明：《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先生》）后来想想这话说得太直太伤人了，不应该。
我这人爱美，加上长得还凑合，学的又是美术专业审美也不赖，比较会穿搭，所以有的照片拍得不错。不过，我不是360度无死角美女，由于年龄、神态、拍摄角度等原因，有的照片也不怎么令人满意。我喜欢别人夸我漂亮，但并不喜欢别人夸我只有美貌——那是指没有内涵的花瓶。有一次，老金夸思成和我一个是“梁上君子”，一个是“林下美人”，一般人高兴还来不及，但我却不喜欢：“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24页）
这篇图传包含了330张图片和4万字，篇幅有些长，为了让读者诸君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故将其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我的前半生”（120张照片+1.7万字），讲述了27岁之前我的学生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时间上占我有限生命的一半多，故称“我的前半生”。梁启超先生挑选儿媳的标准十分严格，他是怎么看上我的？我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徐志摩的启蒙和影响为什么又拒绝了他的追求？我与男朋友思成刚到美国为什么连续几个月吵架？我一个女生，怎么会喜欢上建筑学的？
中——“我的花样年华”（167张照片+1.4万字），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心性的成熟，我步入了中年时期，时间虽短，却是我一生最光彩耀眼的时期。我喜欢北京的大House，大到有40多间房子，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太太的客厅”名满京城；比徐志摩还痴情的金岳霖趁思成不在向我表白，我怎样对待和处理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到底是写给谁的？我是如何结识一生的挚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的？多次外出考察古建筑，我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下——“我的艰难岁月”（43张照片+1万字），时间跨度从我33岁至51岁去世的晚年时期。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被迫离开北平，逃难到大西南，我在这里是否能维持北平时期那样优裕、闲适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是什么？我喜欢云南讨厌四川，为什么还要从昆明搬到李庄？我在李庄的五年几乎足不出户，是怎么过来的？回到北平做大手术前担心下不了手术台，我最想见的人是谁？女儿再冰不听话和我闹矛盾，我怎么办？人生最后几年我病得如此严重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
虽然这只是一篇公众号文章，却有着特殊的价值。一方面，与所有关于我的著作相比，本文收录了多达330张照片，其中不乏一些私人珍藏的珍贵照片。第二，和其他以图为主的公众号文章相比，本文又是内容最丰富有趣的。全文约4万字，大约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需要各位花费一点时间和耐心细细品读；如果您喜欢我，请一定不要错过，它会告诉您一些我不为人所熟知的轶事，也将为您全面展示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我。
330张片图说林徽因（ 中）：我的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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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者左一）和思成（立者右一）参加袁同礼先生（负责主持北平图书馆）举办的欢宴法国文艺家爱理福赖鲁的活动
摄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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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沈从文先生第一次见我，志摩介绍我俩相识的。沈先生自谦为“乡下人”，第一次见我时有些拘谨，最初我们走得并不近。在“徐志摩日记”事件中，他甚至站在凌叔华一边。后来，我和他发现我俩对人性对文化的看法十分相近，很有共同语言，因而生活中也越走越近。我写了很多信，其中数量最多的信是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而内容最长的信是给沈从文，我在信中称其为“二哥”。1936年，“二哥”和妻子张兆和闹矛盾，写信向我诉说委屈。巧的是，我也和思成大吵了一架后刚刚和好。于是，我回复了很长一封信去开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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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国前，公公梁启超曾设想把我安排在燕京大学任教，思成则在清华大学，都没成。但我也是燕京大学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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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古建筑往往要去乡间，而那个年代乡间的交通很不发达，毛驴是我出行的必要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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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3年3月21日；这张合影可谓大师云集，左十三为著名学家李济、左十五为胡适、左十六为著名女历史学家陈衡哲、左十八为营造学社发起人朱启钤、左二十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二十六为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与梁思成齐名）
中国营造学社是1930年成立的（严格来说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还叫“中国营造学会”，次年改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后来因思成（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刘敦桢（文献部主任）等人的古建筑考察和研究而知名。但学社的创立者并非我们，而是北洋政府前交通总长朱启钤，思成是朱启钤为营造学社聘请的“台柱子”之一。营造学社最初只是朱启钤出于个人爱好而创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主要以文献为载体研究中国古建筑（未考虑考察野外古建筑），是个非常小众的组织，成立初期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知名度。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加入到营造学社初期，有人问女儿再冰：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再冰觉得很难回答，她后来回忆说：“我当年还真是有点儿‘不耐烦’介绍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因为它实在‘太小了’！我常常需要煞费口舌去解释，但是人家还是搞不明白——中国营造学社到底是个什么单位，是干什么的。”（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和林徽因》，第76页）
营造学社虽然只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起初也没啥名气，只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费慰梅语），朱启钤的名声也不太好（他曾拥戴袁世凯复辟，总揽登基大典事宜，被时人称为“四凶”之一），但正是这些官员和有钱人能够对学社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他们自己捐钱赞助，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募资，并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申请资助，以此为营造学社“供血”。思成和我之所以放弃东北大学的事业而应朱启钤之邀加盟营造学社，固然有东北太冷导致我难以适应而引发肺病的因素，坦白说也离不开营造学社当时拥有充裕的资金来源。这些钱不仅能够维持营造学社的高效运转，支持思成和我等人多次到各地对古建筑进行大量野外考查，而且也让我们能够在北平北总部胡同租下一个四合院，过着比较优裕闲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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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3年9月
虽说当时考察经费比较充足，但野外考察并非“游山玩水”，往往伴随许多不确定之处，大多数情况我们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次在山西考察时我们找不到旅店，亏得一位农民答应把一间厢房给我们住。我进去一看，所谓“厢房”，连窗户都没有，只有屋顶和四壁。我们在这里住了3天，吃的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连咸菜都难得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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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我（左）与刘敦桢（中）、莫宗江（右）考察云冈石窟之四
摄于193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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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梁上柱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基本功，我虽身为女士但也不例外。据莫宗江回忆：“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这种勇敢精神已经感人至深，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是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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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公公梁启超墓前
摄于1930年代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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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中）、思成（右一）与金岳霖（左一）及费正清夫妇在北平总部胡同家中
摄于1934年
我、思成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偶然相识于1932年底的一次画展，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亲密友谊。
当时，25岁的John Fairbank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中国贸易关系发展史》，到中国查找原始资料——新近公布的一批清朝海关档案，于1932年来到北平。一同前来的还有其未婚妻Wilma，她是美国哈佛大学女校（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专业学的是美术。她的另一个身份鲜为人知——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 B. Conon）的女儿。
我们在画展上邂逅，一见如故，一聊，才知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过几百米，非常有缘。后来，思成还给这对新朋友起了中国名字：费正清、费慰梅。这两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既有中国式的典雅，又与其英文名字谐音。
每逢周末，我家总是高朋满座，来者有张奚若、钱端升、周培源、胡适、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邓以哲、陶孟和、李济、沈从文，以及文学后进萧乾、卞之琳、李健吾、韩素音等人。金岳霖是隔壁邻居，大家往往在我们家开沙龙，然后再去老金家吃饭。这就是著名的“太太的客厅”。
也是在1934年春，我写下了一首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是专门写给儿子梁从诫的。（梁从诫：《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见《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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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我（右二）、思成（左二）与费慰梅等一起在北平吃饭
摄于1935年4月23日
在“太太的客厅”沙龙中，我是主人也是主角。访客中有口才好的人，比如叶公超，但在我面前基本插不上嘴，以致于有人取笑他：“公超，你怎么尽吃菜？”他指了指我。偶尔叶公超也有忍不了的时候：”林徽因你闭嘴，该我说几句了！”（以上据张奚若之子张文朴对林徽因外孙女于葵的信）
以下是当事人对我的观感：
金岳霖：“年轻人来这里倾听一位女子的妙语连珠，人所共知她的爽直前卫，拥有天赋天分和聪明，她激情无限、创造力无限，她的诗意（不仅仅是她能写诗歌），她聪明的感受力和鉴赏力。总之，人所渴求的她应有尽有，除却学究气。学究气的反面是丰富多彩。一个人学究气越重也就越丧失色彩。我宁愿自己更丰富多彩，看看徽因是多么丰富多彩……”（于葵：（林徽因外孙）：《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341页）
萧乾：“（她）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倘若有人能将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那些充满机智，又风趣幽默的话一一记录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本书啊。”（于葵：（林徽因外孙）：《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342页）1933年11月，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看到萧乾发表的小说《蚕》，很是喜欢；萧乾也想拜会我，遂有了这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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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思成（前车）与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后车）考察山西途中之一
摄于1934年夏
按照中国营造学社的计划，每年要外出进行为期2-3个月的田野考察，寻找古建筑。我和思成等人考察过很多省份，其中去得最多收获也最大的是山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历史上山西战事相对较少，古建筑保存较它省更多。
1934年夏，我、思成和费慰梅、费正清夫妇相约前往山西峪道河避暑，并展开古建筑考察。峪道河位于山西汾阳城外，沿河本来有十几家磨坊，靠流动的河水为动力运作。后来电磨机出现，平遥成为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些水力磨坊被淘汰，峪道河也沉寂下来。不过外国人很喜欢这里，因为峪道河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还凉快，是避暑的好去处。所以，一些传教士买下部分废弃的磨坊改造成别墅。费慰梅夫妇借住的就是一个传教士的磨坊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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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右一）与费正清、费慰梅（后车）考察山西途中之二
摄于1934年夏
乡野考察，不管是三餐还是住宿，条件都差很多，还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如人力车夫表示每三个小时要停下来吃一个小时饭，影响了我们赶路。我是个情绪容易急躁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有时表现得不是那么有耐心，甚至会公开大声咒骂，可能让费慰梅感觉不太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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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右）与费慰梅在山西考察之三
摄于1934年的山西
有人说这张照片摄于1930年代的北平香山，但从标志性的石磨坊看，这是1934年的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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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右一）、思成（左一）与费正清、费慰梅在山西考察之四
摄于193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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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左二）与费正清、费慰梅考察山西之五
摄于193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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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中）与费正清、费慰梅在山西考察之六
摄于1934年夏
考察古建筑的路上吃住条件都比较差，但我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到了小饭馆吃饭，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小铁盒酒精棉，把碗筷消毒后再就餐，这是我们常到乡间野外考察古建筑时练就的本领（于葵：（林徽因外孙）：《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403页）。
这一次山西之行彻底拉近了我、思成和费慰梅、费正清夫妇的距离。之前，她们虽然多次到“太太的客厅”，但难免有宾主之分，客套生分还是有的。而这一次去山西，很多时候面临困窘和困难，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解决问题，说话行事就随意了许多，我也在费慰梅面前展现了自己真实的性情。山西之行的朝夕相处使得我们成为一生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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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中）、思成（右）与费慰梅（左）考察山西途中之七
摄于1934年夏的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前
有意思的是，思成和费正清的身份为我们这次出行提供了帮助。有一天，我们看到一座门楼，就把行李搬进去，没想到里面有一队军人，我们被赶了出去。费正清礼貌地与带队军官交涉，并称认识他的上司，这位军官的态度马上变好了，为我们在旁边安排了更好的住处。后来，这位军官听说思成是梁启超的公子，态度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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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和费慰梅在山西考察之八
摄于1934年夏
山西是一个很保守的省份，村民们看到我和一对外国人同行，很好奇也不理解，不断有人问这两个外国人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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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和费慰梅在山西考察之九
摄于193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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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和费慰梅在山西考察之十
摄于1934年夏
照片比较模糊，右为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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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0年代
这张照片没有具体拍摄时间，大抵是1934年我、思成夫妇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起赴山西考察和避暑期间所拍，那时我非常开心。
我喜欢拍照，留下不少照片，但很少有开怀大笑的，这是难得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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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中）与思成（左一）带领南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去河北蓟县独乐寺考察
摄于1934年4月，由学生费康拍摄
1932年初，东北大学建筑系转入中央大学建筑系。这批学生中有后来主持设计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友谊宾馆等重要建筑的张镈，获得国家建筑教育学者终生荣誉称号的林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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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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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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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左二）和费正清（左一）、费慰梅（左三）考察差山西民居庭院
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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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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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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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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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夏的山西汾阳小相村灵岩寺
费慰梅曾生动描述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边坐在阴凉处，看着佛像身上光影的变化，一边听徽因朗朗出声翻译碑文——这座寺庙起缘于一个富商游客夜宿此地，梦中向神灵许诺在此地建筑佛寺。这真是一个神灵之地！我们大家都很兴奋，说话间，徽因突然起身走向一尊大佛，她要向佛祖请教有关真理与永恒的问题，看着她在那里和佛祖低语交流，待她返回，微因却笑而不语——她不能告诉我们大佛究竟向她透露了什么！”（于葵：（林徽因外孙）：《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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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10月延福寺山脚的镇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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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10月
后来，我把这张照片送人并在照片背后写道：“成天被跳蚤咬得痒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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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我在浙江延福寺考察之三
摄于193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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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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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夏
很多人知道我写诗写小说是个作家，其实我勉强也算是一个建筑学家。我不但和思成一起考察了诸多古建筑，还写下了不少相关文章，如《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闲谈关于古建筑的一点信息》《山西通信》《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此外，我还参与编撰了《中国建筑史》的部分章节。但我不是为了出名，也不需要评职称，所以有的时候并没有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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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夏。
此图注出自我的外孙女于葵2024年6月最新出版的《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355页。网上有人误传这是1929年我在东北大学工作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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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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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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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金岳霖、再冰、我、玛丽安、费慰梅、费正清
1935年春摄于北平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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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我、再冰、玛丽安、费慰梅、费正清
1935年春摄于北平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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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摄于北平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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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摄于北平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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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摄于北平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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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我给费慰梅写的信（1935年10月，当时费慰梅正在山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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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0年代中期
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最满意的时期是抗战前在北平总部胡同3号（靠近东皇城根）的7年，我们自1930年9月底10月初入住，1937年9月初离开，我很喜欢这个家，曾如此描述：“此刻，身处这个安静的世外桃源般的院落……这里，我安静地坐下来（每个人都出去了），清晨的阳光优雅地斜照在这里，在花园小径上投下‘树叶’的阴影，构成一幅诗情画意的美景。”（林徽因1936年4月22日写给闺蜜费慰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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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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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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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费慰梅的信
时间是1936年5月
在这封信中，我把北总胡同3号院家里的平面图详细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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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4年
有人说这是1929年东北大学时期的我，实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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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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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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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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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5年春
青年作家萧乾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就是这样的骑马装，把他惊到了。萧乾听说我患有肺病（肺病在当时人眼里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以为会见到一个半躺在床“体弱患病的小姐”，没想到我是骑马装，英姿飒爽，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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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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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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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5年冬；中为金岳霖，右为费慰梅
受到费慰梅的影响，我爱上了骑马这项活动，对此我心存感激：“自从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向我注入新的活力和对生活以及总体上对未来的新看法以来，我变得更加年轻、活泼和有朝气了……金秋和初冬那些野餐、骑马（还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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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1年的北平，加入营造学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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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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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4月的北平颐和园
凌叔华曾这样评说我：“以外国语法写小说，倒是别出心裁，可惜因为人长得漂亮，又能说话，被男朋友们给宠得很难再进步”（陈学勇：《莲灯诗梦林徽因》，第248页）。她这话似有嫉妒的成分，但她说爱慕者宠我确是事实，我至少有三位追求者：思成、徐志摩、金岳霖。金岳霖是徐志摩介绍给我和思成认识的，不料老金和志摩一样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他们两个年龄都比我大不少，志摩比我大7岁，老金更是大我9岁。
在很多人印象里，金岳霖就是个搞哲学的学者，这一形象未免单调。他家世显赫，父亲曾在盛宣怀手下当官，官至三品顶戴，后又追随张之洞办洋务。辛亥革命后，金岳霖赴美留学，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0年后，我和思成也入读该校，似乎冥冥中自有天意），后又升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先学商科后改修政治学，其同学中的孙科、宋子文、蒋梦麟、张奚若等人日后都成为各自领域的大腕。留美6年后，他到英国学习西方哲学，再游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留学10年后，金岳霖回国，创建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他和徐志摩相熟，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请的伴郎就是金岳霖。
1931年下半年，金岳霖趁思成外出考察之机，对我表白了。我虽猝不及防，但也未断然拒绝，而是决定等思成回来后向他坦承。思成一听犹如五雷轰顶，最后把球抛回给我：老金比我优秀，选谁你自己决定，我都接受。我向金岳霖转达了思成的话，他听后主动退出了：“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第346页）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爱”这层窗户纸一旦捅破又失败了，那就意味着连朋友也做不成了，形同陌人。而老金示爱失败后没有离开，而是选择继续和我们做朋友，住在我们隔壁当邻居。我们的儿女管金岳霖喊“金爸”，双方十分亲密。
当时，老金这样的选择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的，比如思成的大姐梁思顺。梁思顺的女儿曾和母亲赌气而离家出走，住到我们家。梁思顺半夜找上门，硬要把女儿拖回家，女儿就是不肯。梁思顺临走，表面骂女儿，实则夹枪带棒讽刺老金甚至还有我：有人不肯结婚却惦记人家老婆，还住在人家隔壁，你住在这里会被人带坏的！
我也很欣赏老金，曾对闺蜜费慰梅说：“我们亲爱的老金，以他具有特色，富于表现力的英语能力和丰富的幽默感，以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变不惊的本领，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朋友们保留一片温暖的笑。”（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
在我去世多年后，一天，老金在北京饭店订了一桌请朋友吃饭，席间突然冒出一句：“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在座的客人无不为之唏嘘。多年后，有人上门采访老金，请他说说我。老金拒绝了，理由是：“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和你们）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
老金一生未婚，没有子女，我们的家其实就是他的家。我和思成去世后，儿子从诫搬去和老金同住以方便照顾，最后为老金送终。
很多人说老金为了我终身不娶，守身如玉，这话也有些过头，不符合事实。他曾和一个外国籍女人丽琳（Linlian Tailor）同居，只是女方后来回国，两人分手了。我去世后，老金曾与才女浦熙修（浦安修的妹妹，《文汇报》驻京著名记者）谈婚论嫁，但因故也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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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4月的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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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4月的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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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5月
北平的日子相对安逸舒适，但我、思成和同事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每年都会去往不同的地区去考察当地的古建筑。每一次的考察路上依然艰苦。“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就落上一层沙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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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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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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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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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这张图拍摄时间有人备注为1932年或1933年，实则摄于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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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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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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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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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这张照片看上去不错，但考察路上我吃了不少“哑巴苦”。各位没看错，不是“哑巴亏”是“哑巴苦”，因为不能当众说出来。我在给二嫂梁思庄的信中写道：“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林徽因1936年夏写给梁思庄的信，见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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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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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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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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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我在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本打算西行去往敦煌，未能成行
摄于1936年11月
思成和我的古建筑考察生涯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们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能考察敦煌。这次计划中的敦煌之行未能实现，不久抗战爆发，计划成为了永远的遗憾。在四川李庄时，思成还对我说：“如果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就算是‘一步一叩首’也心甘情愿。”（梁再冰：《我的父亲母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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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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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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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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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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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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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我估计摆出了背顶巨石（清凉石）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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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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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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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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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
这一次，我们将迎来考察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中国国内地面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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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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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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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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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塑像是宁公遇夫人，就问佛光寺的和尚，对方回答说是武则天，因为她篡位，所以塑像不大和真人差不多，还穿着便装，在诸尊佛像中显得非常渺小。
但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不对劲：大殿中一根梁上写着一行很淡的毛笔字迹，依稀可辨“女弟子宁公遇”，同时大殿外的石柱上也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也就是说，佛殿是宁公遇夫人捐献的。
除了认定塑像不是武则天而是宁公遇夫人，纠正了佛光寺和尚的错误认知，我们在大柱上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柱上刻着这样一行字：“唐大中十一年”，算下来就是公元857年。换句话说，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木质建筑。日本人曾狂傲地宣称，唐代建筑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了，要看得去日本。这曾经刺伤了思成和我的民族自尊心。现在，我们的发现狠狠打了日本人的脸。
顺便说一句，其实发现这些字迹并不容易，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几乎看不见；解读它们也不容易，我们用了整整3天时间——倒不是字迹潦草，而是已经褪色变淡，需要不断用水浸湿之后才能显示一小会儿。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在佛光寺附近又发现了一处唐代的古庙，比佛光寺还早70多年，只是形制小得多。能按图索骥扩大范围找到这个更老的古建筑，离不开我们当年首先发现了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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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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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1937年7月
发现佛光寺是我和思成探索中国古建筑的顶点，但也是我们野外考察和家庭生活急转直下的拐点。就在我们发现佛光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我们不想在日本占领区当亡国奴，只好忍痛放弃北总胡同的家，千里迢迢向西南进发。
费正清曾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思成办成了赴美讲学的邀请，我也可借机同去，在美国治疗肺病。这样，我们就可以暂时离开战火纷飞的中国。然而，我们不愿意逃离灾难深重的祖国，宁愿与之共患难。日本人看上了思成，想拉他下水，思成不想当汉奸不得不离开北平，但我可以不用离开。当时，北平的很多教授和作家们都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本人赶紧走，家属暂留北平，伺机而动，比如朱自清、沈从文、梁实秋、叶公超、老舍等人都是这样安排的。
但我不能忍受沦为异族贱民的耻辱，决定和思成一同离开。在我看来，如果真去了美国，那就和流落到哈尔滨的白俄没什么两样。我当时说过：“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第109页）
临走前，我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被医生警告不能受颠沛流离之苦。但我没得选：“最后我是病的，却没有声张，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第384页）
在后来给费慰梅的信中，我解释了远赴西南的原因：“我们的国家仍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时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陈学勇编：《林徽因文存》，第115页）
1937年9月是我一生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我作为名门之女、名门之媳、名家之妻，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可谓光彩夺目；在这之后，我沦为一个难民，成为一个病人，再也没有外出考察过一次古建筑，文学创作也大量减少。然而，1937年9月之后，我宁愿放弃优裕的生活也要离开北平，在有机会到美国避难的情况下选择待在偏僻穷困的大西南，待在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这也算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正是这一段经历，让很多人对我多了一分尊敬。那么，对一个过惯了上流社会生活的太太而言，我在大西南的八年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我人生中最后的5年又是如何度过的？
下周四，本公众号将继续发布《330张照片图说林徽因（下），全网最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