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肃托"后的湖西
湖西"肃托事件"之后，从1940年至1943年，适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根据地极其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
就当时的全国形势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攻取武汉和广州之后，其战线越拉越长，妄图迫使国民党速降不大可能。再者，我党领导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持抗日，对日占领区经常进行打击，日本侵略者逐渐将侵略目标转向解放区，对我根据地经常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方针，不断与我制造摩擦。在这种总的形势下，湖西地区及其周围的日、伪、顽势力，乘湖西根据地发生"肃托事件"，更加紧对我区进行"扫荡"、摩擦和侵扰。1940年以后反"扫荡"、反摩擦的斗争十分频繁。
再者，自1940年后，冀鲁豫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罕见的干旱，群众生活也十分艰难。一个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各县、各区还有县大队、区中队，都要地方供应吃穿。在群众既有困难又有情绪的情况下，要进行征粮，保证供给，就很困难。
既要消除"肃托"造成的严重恶果，又要对付日伪的封锁和"扫荡"，还要战胜自然灾害，种种情况和原因，造成了湖西的三年困难时期。
战胜日伪的摩擦和"扫荡"是克服困难的前提。在湖西地区，除边境上有个小羊山外，多是平原。在平原上打游击很困难，敌人的坦克、骑兵一来袭击，跑都没地方跑。为了对付日寇对根据地的"扫荡"，我们依靠群众的创造，把道路挖断，挖上坑道，使敌人无法长驱直入。从1940年，在我们控制的地区，处处都挖了沟道。把村里村外的道路都挖成沟，大路挖大沟，小路挖小沟，那时叫做路路有沟，沟沟相通，也叫抗日沟。宽的沟达一丈五尺，深有一丈多，一般也有七八尺深。从村里挖至村外，从这村挖到那个村，以此对抗日寇的"扫荡"，群众也增强了抗日的信心。日本鬼子如来侵略骚扰，你从东边来，我从西边沟里出去，你从北面来，我从南面沟口跑了。不仅人能跑，连牲畜都能从沟道里转移。逐渐地，沟沟相连，一连能搞十几个村。后来甚至数百条沟都互相连接。敌人对沟的构造不熟悉，他们不敢下沟，只能在沟上走。而沟里的人则可以向沟外打枪。沟外的敌人被打死了，还不知从哪里来的枪弹。他们即便是发现沟道，又不知道沟里有多少人通向哪里，不敢贸然下来。我们把这种游击战叫做坑道战。以坑道作为一种战术，发展得也越来越完善。两条沟交叉处挖到十字路口上中间留一段不挖，建上碉堡作为掩体，隐蔽着打击敌人，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来，都可以及时发现。另外沟的两边，还挖了站沟。人在站沟上站起来，可以看见外面敌人的走动，蹲下来敌人就看不见，如果有敌人在沟上走，沟里的人站起来，可以猛然刺他一刀，甚至抓住他的腿，将其拉下摔倒，使敌人很难应付。特别是到了晚间，鬼子更是不敢走动。
由于进行坑道战，找到了对付日寇的办法，根据地相对有了保障。而后，我们号召群众，种好庄稼，发展生产，并发放贷款，度灾救荒。同时，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都进行生产自救，节衣缩食，与群众共同渡过难关。没有衣服穿，就把旧衣服拆开，以里代面；拆了补，补了拆；甚至把和尚庙里存的旧袈裟找来，缝成衣服穿。吃的主要是谷糠、树皮、野菜，从干部到战士都一样。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号召每个干部和战士，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群众，要尽量减少群众的负担。在资助群众度灾救荒的过程中，军民关系、党群关系逐渐好转。
在生产自救的同时，我们也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发展统一战线，进行民主建政。根据地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湖西地区参政会。1940年下半年，湖西地区还选举产生了参政会，各县都选举了参议员，全区召开了民主参议员大会。在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3，进步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占1/3，各阶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占1/3。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湖西地区的参议长。在这次会上，还出了个笑话。参政会成立后，要发通电，我是起草电文的召集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就让下面的几个人去办，直到会前也没有检查。在大会要宣读电文时，下面的人把电文纸送给我，才发现原来是张白纸，满篇纸上一字没有。但会议议程已经宣布了读电文。怎么办？当时毕竟是年轻，思路也快，就急中生智，略加思索，边想边读起来，会场上一点也没有发现什么意外。下场后，我询问那几个人，怎么随便递给我一张白纸，是不是想故意出我的洋相？他们开玩笑说："我们事先未起草，把这件事撂下忘了，等开会了，想起草又来不及了。几个人一合计，就是临时起草了电文，你也不会照着念，还不如给你张白纸，由你自己随机应变。你不是随即就编出很好的电文吗？实在是名不虚传的大秀才！哈哈！"这样一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以后再不许开这样的玩笑！"
在此期间，为了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我还利用夜晚业余时间，编写了几个历史剧，如《揭竿起义》、《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在湖西根据地广为演出。有次我到丰县去，该县专业剧团就正在演出《岳飞之死》。
为了发展湖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1940年底，我们还成立了湖西中学，也叫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当时参军的人中有老有少，老的有五六十岁的，年轻的有十一二岁的。老的还能扛动枪，干些后勤事务。年龄太小的，扛不了枪，走不了路，干不了多少事，再者我们为了培养军政干部也需要学点文化，所以举办了湖西中学。最初人学的多是军队或地方干部的子女以及参军的青少年。学生年龄都不大，小的十一二岁，大的不过十四五岁。他们人学后，生活费、学费、书费，都是组织上供给，开始有三四十人，后来人更多了，男、女生都有。因处游击战争时期，每个学员也发了枪，以备站岗放哨或在非常情况随时转移时自卫。校长开始由行署专员李贞乾兼任，实际上的校长则是刘尹斋先生。这位老先生五十七岁时参加了革命，在艰难困苦时期，一直坚持革命到底，行军、打仗、转移，都跟着我们一道跑，吃苦耐劳，毫无怨言。组织上为了照顾他，配给他一匹马，他不能骑，只好配给他条毛驴，但是他很爱护它，总舍不得骑，到了宿营地自己不休息也要先给这条毛驴弄草备料。这个老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实在令人尊敬。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副专员和徐州市政协副主席。1963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说，"正在通读《列宁全集》"。当时，我曾写诗以赠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于君未足奇。耿介当年绝世俗，忠诚为党见情辞。湖西桃李花千树，祖国龙骧骥万骑。白发灯前读马列，殷勤质朴是吾师。"
（二）我与潘复生之间
由于湖西"肃托"的遗留问题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干部和群众仍常常反映出很多意见。1940年秋冬之间，山东分局派潘复生同志来到湖西，代替白子明任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调回分局听候处理。潘复生初到湖西时，我仍是区党委常委，负责统战、军事及政府工作，并兼任区党委秘书长。
鉴于"肃托"之后，湖西区党委遭受极大破坏，根据地大大缩小，潘复生到后不久，区党委降格为湖西地委，划归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原辖之肖宿永中心县委划归豫皖苏，鲁西南划归冀鲁豫，邹西、滕西划归鲁南区，湖边地委撤销。湖西地委仅辖单县、沛县、丰县、砀北、沛铜、济宁、曹芳、金乡、鱼台、单西南、沛滕边等处。
潘复生刚来时，我们对他还抱有很大希望，没想到他既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也不倾听下面的反映，只根据山东分局社会调查部的报告，就对湖西地区原来的干部大加处理，换上了他带来的人，使得原来的干部与新来的干部彼此间关系很紧张。在总结湖西地区原来的工作时，他认为湖西基本上没有开展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工作，对原来的工作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十分荒诞的结论。如果说湖西地区基本上没有组织、宣传和保卫工作，那么偌大的一个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本来是区党委常委，改组后的地委党委没有参加，只是做湖西军分区副司令。潘复生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刚愎自用，十分跋。因而，他到湖西之后，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比较紧张。
本来，我与潘复生并没有一起工作过，相互间当然也不存在什么隔阂与成见，我只是对他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有意见。他到后不久，区党委成员开小组会，过民主生活时，在相互谈心中我对他提出批评说："复生同志，我感到你好像有些锋芒太露！"尚没等我把话说完，他马上脸色难看地说："你说我锋芒太露，就是说我有些个人英雄主义了！"我说："是这样。"他又说："可从来还没有人给我提过这个意见！"我接着说："咱们是小组谈心，我有什么缺点，你可以提。同样，我对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你说还从来没有人给你提过这个意见，那么今天就有人提了。你是否可以考虑呢？"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坏透了，把我的许多事情都看成是不对的。他自高自大，主观独断，以领导自居，在生活上常有特殊化表现，做出的一些事情，叫别人看了受不了。虽然他免了我的党委秘书长职务，我照样给他提意见。譬如说，当时连续三年大旱，吃粮很困难，大家连菜窝头都啃不上，而他却叫司务长专用白面给他做成夹糖的酥油饼，走在行军路上吃。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各种营养滋补品他也不断。他的警卫员枪支不好，他就自己下命令，换成驳壳枪。此外，其他干部的家属一般都不随军，夜里行军都走路，或者是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而他的妻子却随军还骑着大马，并要警卫员侍候。这些都造成不好的影响。我认为一个党的负责人，应该注意影响，所以都一一向他提出意见。这样一来，他对我更加看不惯，对我老是贬低，许多工作本来做得是对的，他也说是错的，对我的工作职务也是尽量往下压，连周围的同志都看出来是不正常的。但我决不以他的态度为转移，屈从于他，反之，把他做的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44年，冀南区与冀鲁豫区党委曾一度合并为平原分局，黄敬同志任书记。有一次，我到分局汇报工作时，向黄敬同志汇报了我与潘复生之间的关系，还拿出个小本子，一条条地讲了起来。当然，我认为自己都是对的，黄敬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笑着说："你这个同志看来很聪明，但是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不想具体评论你与潘复生同志之间的是与非。但我要对你说，一个共产党员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你不要觉得你比别人进步了，比别人高了，你就自满了。"说着，他拿了一个火柴盒、一个纸烟盒、一支茶杯，并列地平摆在一起，又指着火柴盒说："你已经这样高了，但党要你还要高，你又提高了，比如像这个纸烟盒一样，但党要求你还要提高，你又提高了，像茶杯一样，但党要求你还要再高，要不断地提高。假如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已经很够一个党员条件了，你就自满了，就到顶了，你也就不能前进了。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老感到自己不错，自己比别人高，而应看到自己的不足，要看到自己与党的要求还有差距。"他又说："你这个人看问题很尖锐，能发现问题，但心底不够宽阔，你应该学汉高祖刘邦，要豁达大度，什么人都能容纳。你还应该学诸葛亮，他有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还向我解释说："一个人要淡泊一些，才能有明确的志向。宁静一些，才能看得更远。"而后他又说："我还想向你提几个问题：第一，你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的吗？第二，假如你是正确的、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别人对你还有意见？第三，即使你是对的、是正确的，你比别人高，但你对别人帮助了吗？帮助得够了吗？"这几个问题问得我无言以对，谁能说自己都是绝对正确呢？黄敬同志又接着说："假若你还没有做到这些，你光看别人的缺点，对别人、对自己都缺乏两分法，就应该注意了。解决党内同志之间的矛盾，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当你和周围同志之间产生了矛盾时，考虑问题一定要冷静、要客观。"
与黄敬同志这席中肯的长谈，使我的胸怀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站得也高了，看得也远了，思想境界提高了许多。回到湖西之后，我主动找到了潘复生同志毫无保留地把与黄敬的整个谈话情况如实地向他讲了，还向他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潘复生也受到感动，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善了，而且后来处得还比较好。1945年，他调冀鲁豫区任副书记，我们为他送别，他又诚恳地说："我到湖西工作这一段，没有做好工作，很多问题都没有认识到，对不起大家"，等等。但客观地说，这个人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确有严重缺点，有极大的片面性，常常是忽"左"忽右，所以他在十年动乱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并不是偶然的。
我与黄敬同志那席长谈，距今已四十多年，但在我的脑海中，一直留着深深的印象。我感到即便是在今天，重温这席谈话，也还有些意义。目前，我们党正在端正党风，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应该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要自觉地找自己的短处，如果眼睛老是盯着别人，就不能使全党的思想水平普遍提高。
（三）反击日寇"万人大扫荡"
1941年至1942年期间，在湖西根据地日、伪、顽与我们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尖锐和复杂。我们既要对付日伪的"扫荡"、封锁、蚕食，又要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抢劫。同时，还要同土匪"杆子会"以及农村的反动封建会道门进行斗争。在这些频繁的斗争中，最严酷的一次是反击日寇的"万人大扫荡"。
这次日寇的"大扫荡"，发生在1942年末，敌人调动了徐州、济南等地的日寇，还拼凑了商丘、兖州、济宁等地孙兰峰、吴化文等汉奸武装，总计约一万人，在大批坦克、汽车、骑兵的配合下向湖西根据地疯狂进攻，故称"万人大扫荡"。
1942年12月20日深夜，我们正在丰县柏常集召开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庆祝会，当时还调了两三个剧团，搭了戏台，准备演戏隆重庆祝。在此之前，也曾风闻敌人可能要出动"扫荡"，事先根据情报，附近的各敌伪据点都在不断增加兵力，似乎要有什么行动，但没有料到其行动会如此之快。当天深夜十二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情报员的确切报告，说砀山之敌已经出动，向柏常集方向前进。紧接着各个情报站也纷纷传来情报，报告根据地周围各个据点的敌人都出动了，从四面向柏常集围攻。我们根据情报判断，可能是一次全面性的"大扫荡"。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立即停止召开庆祝会，马上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当即研究了部署：地委、军分区为一个梯队，由十一团掩护，向北转移；专署为一个梯队，由十团掩护，向东北转移；旅直为一个梯队，带一个警卫连，由南向北转移；各团除掩护地委、专署、军分区转移的部队外，其余力量立即分散，以连为单位进行活动，与敌周旋；各县大队、武工队、区中队就地坚持与敌人打游击。部署完毕，各梯队即分头行动。
在转移过程中，专署机关由于各种公文、财物、炊具等太多，行动迟缓，未能按预定时间转移，而负责掩护的十团则先行出发，这样专署机关与十团相互脱节。十团行至单县东南马桥一带即遭遇敌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团长肖明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四面八方的敌人越来越多，对掩护专署机关的十团形成合围。另一股敌人则包围了专署机关，专员李贞乾、公安局长王鼎臣、粮食科长渠伯魁、文教科长任子键等同志，都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在战乱中，我和一部分干部越过敌人的一层包围，顺着地沟，继续突围。我在后面负责断后，眼看着一群敌人尾随在后面，也进入了沟道。我们不得不加快突围步伐，但沟道又宽又深，既限制了敌人，也妨碍了自己，行动起来很不方便，但我们毕竟熟悉地形，终于甩开了追击之敌。天逐渐黑了，敌人纷纷退进各据点驻扎。这样，我们就顺着沟，转来拐去，向鱼台方向十字河突围出去。
夜间突围很困难，敌人在各个村庄和路口都烧起一堆火，一则作为他们的联络信号；二则是为了御寒和照明；三则是为了监视我军的行动。不过，这样也便于我们选择突围方向，我们尽量避开有火的村庄，迂回前进。开始，我们为防止敌人发现目标行进中不敢点火，后来看到周围的村庄，这里一团火，那里一团火，乱作一团，我们也就索性点起火把，照明前进，火把一齐燃烧起来，像长蛇阵一样，敌我难辨，敌人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一夜，我们虽然经过白天的遭遇战，仍突围行军八十多里。战争年代，练就了一双铁脚板，终于转移到鱼台县以南、十字河以北的几个村庄。
这次"大扫荡"中，由于我们事先缺乏准备，敌我力量又过分悬殊，损失比较惨重。敌人的手段也非常残酷毒辣，他们采取分割包围的方法，把我们的各个地区分割开，然后分别进攻。敌人的屠杀手段也十分残酷，有时一个村子里的几十人围在一个大屋子里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据统计，我军伤亡有七八百人。当时还被敌人抓走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抓到兖州烧煤去，有的被抓到东北做苦工。究竟抓走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统计。后来有些被抓的干部从东北逃回来，还有的从华北一带跑回来，到现在还有的人不知去向，也有的人跑回来后，问题搞不清楚，长期没有结论。此外，在这次"大扫荡"中，专员牺牲了，整个专署机关几乎被摧垮了。当年幸存下来的专署干部，现在还有在中央高级党校的李文、武汉长江航运局的李真，以及在沈阳军区后勤部的王耀华等同志。
由于在"扫荡"中湖西地区的专员李贞乾同志牺牲，地委报告分局由我接任了专员之职。与此同时，军分区的指挥也有变化。原来的司令员邓克明调走，换成王秉璋；原来的政委张国华调至沙区，换成了唐亮。
经过这次"大扫荡"，湖西的局面更加困难，本来有旱灾，加之许多东西又被敌人抢走，越发没吃的、没烧的。恰恰这时，国民党李仙洲的七个正规师也开到湖西来了。湖西地区本来不大，日寇又设置了许多封锁线、封锁沟和碉堡、据点。而今，地区南部沿陇海路又驻了李仙洲的七个师。当时，我们的活动地域很小，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迂回。1942年少奇同志路过湖西时说："湖西是一枪能打穿的根据地。"
（四）同甘共苦渡过难关
由于"肃托"的后遗症，敌人的封锁、"扫荡"，再加上连续几年的干旱，都使得湖西地区不仅工作局面难以开展，物质生活也极为困难，粮食奇缺，各种物资贫乏。当时，每天只能供给我们的战士四两带皮的谷子、三钱油、二钱盐，实际上能吃到的还没有这么多。1941年、1942年这两年都是如此。
有一次，湖西地区召开财经工作扩大会议，各县、区主管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都来了。大家都希望开会这天生活能改善一下，也没有奢望能吃到鱼肉白面，不过是想吃一点正经的粮食，能吃得饱一些。我特意关照伙房说："今天无论如何设法做一顿好吃一些的，因为他们都是财神爷，要靠他们弄钱、弄物。"但是，到吃饭时，端上来的不过是带谷糠的贴饼子，菜则是略飘点油花的"煮柳絮"。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物质之困难。
从1941年起，中央就指示各根据地，厉行生产节约，干部参加劳动生产，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湖西地区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击敌人的"扫荡"、封锁；另一方面又要帮助群众种地，甚至以人拉犁，抢种抢收，尽可能使群众增加收成，减轻负担，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向地、富借粮；各县区之间，相互调配周济，粮食匀着吃；对于极贫户，给予一定的救济。因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群众虽然也挨饿，但是却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当地群众向我们反映说：往年遇到这样大的灾害，不知要死多少人。你们来了后，灾害这么大，却没有死人。这是因为过去闹灾荒时，粮食多的多、少的少，有的人有吃的，有的人没吃的，粮多的囤积居奇，没粮的挨饿死亡。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当然不能这么做，这也反映了我们和国民党统治政权的根本区别。
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根据地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都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大家都尽力做到与群众同甘苦，共同渡过难关。那时，我是军分区副司令、边区参议会参议长，1942年反"扫荡"后，又担任了专员，也和当地军民一样，没吃没喝，不搞任何特殊。在专署机关同一般干部一样吃食堂，行军转移过程，或平日到基层工作，经常是吃派饭。群众按土地多少，负担干部的饭。每当这时，我坚持群众吃什么，我吃什么，有时警卫员多拿来一些吃的，还要受我的严厉批评。我想，在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号召厉行节约，我是个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贯彻中央的指示，不能搞任何特殊，要严格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组织和群众为了照顾像我这样的领导干部，冬天发一件皮衣，我从来不领不穿；由于经常夜间办公，领导干部每天晚上可以配给两斤干柴﹣﹣高粱秆或玉米秸，我从来不领不烤，弄得警卫员很为难；干部和战士生病了，可以吃病号饭，我从来不吃；行军时，我可以骑马，但我从来不骑，都是把马让给病号，或驮载各种公物。
我每逢临时出差，或到根据地各地区巡视时，一般都是带一个骑兵班随从，每遇到这种情况，为减轻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负担，我途中往往不吃饭，多半是早晨出发前吃一餐，晚上到驻地再吃一餐，中午不吃饭。一般情况骑兵愿意出差，因为途中可以吃得较为好一点，如带一斤杂粮，可以换一斤白面或用杂粮换点馒头吃，但我中午不吃饭，他们也不好吃了。结果，弄得一些干部和战士都不愿意和我一同出公差。
还有一次我生病了，先是拉痢疾，后来又犯痔疮，吃糠谷，大便干结。专署有位秘书给我找了个秘方，说是用四两肥猪肉，加四两冰糖，煮后连吃几次就可以好。我说你这个法子倒是不错，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解馋，但群众连饭都吃不上，我去哪里吃肥猪肉加冰糖，还要连服多次，这怎么能行得通呢？虽然有人再三动员，说什么"这是工作需要"，我就是没有吃。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有这样，说话才能有人听，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这不仅仅是思想作风、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一个领导干部，一旦搞特殊化，自视特殊，高高在上，就要脱离群众，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蜕化变质，被人民唾弃。在湖西三年困难时期，我一直这样警惕和鞭策自己，当时我曾写过一支《湖西军歌》，就反映了我和广大干部战士的精神风貌，歌词是这样：
湖西的抗战是我们坚持，
湖西的种子是我们栽培，
湖西的人民都在仰望着我们，
湖西的危难还待我们排除。
打伤了就抬，打死了就埋，
冻僵了迎风跳跳，饿急了紧紧裤带。
我们是党的队伍铁的心，
一切困难都在我们面前滚开。
我们咬紧牙关熬过这一黑夜，
炽热的太阳明朝一定升上来。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