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主席正在拆阅群众来信，其中一封信来自无锡，署名为“吴启瑞”，主席确信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妇女，但他拆开信封后，目光却在触及第一页上某个名字时久久无法移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春天，无锡的雨总是下个不停，吴启瑞在家里点着煤油灯，写信写得眼都花了，她是个小学老师，家里有八个孩子，丈夫两年前得肺病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四十块钱的工资，连米都买不起，老二生病发烧连药都没钱抓，她每天站在讲台上讲课，回到家还要做饭、洗衣服、缝补孩子的衣裳，日子一天天熬着，实在熬不下去了。   她想起丈夫临终前说的话：“实在不行，就去找毛大哥，”她当时只觉得那是个临终的安慰，没往心里去，这时候才想起来，丈夫王人路的父亲王立庵，早年在湖南教书时，曾是毛泽东的数学老师，丈夫自己也和毛泽东是同学，年轻时候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那时候毛泽东还是个学生，数学学得一塌糊涂，王立庵一点点教他，连暑假都把他留在家里补课。   听丈夫讲过，毛泽东那时候天天窝在先生家里啃几何题，吃住都在那儿，后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缺钱，王立庵还掏了五百个大洋帮了他一把，这些事她平时也没太在意，如今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才想起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她在信里把家里的情况写得明明白白，把丈夫和公公的老照片夹在信里，寄到了北京，她没抱什么希望，只是想着，哪怕能让孩子们吃饱穿暖一点，也算是尽了做母亲的一份力，信寄出去后，她天天去学校门房问有没有回信，门房老头都认得她了。   而在北京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正批阅群众来信，每天都有几十封，有的反映农业问题，有的讲地方干部作风，有的直接求助，这封信本来也是普通的一封求助信，但当他看到“王立庵”三个字时，整个人顿住了，他放下毛笔，从书架里抽出一本旧书，《伦理学原理》，翻开里面还夹着王立庵当年画的几何图，纸页泛黄，边角翘起，但上面的笔迹清晰得像昨天刚画上去。   那年他还是个不服管的学生，天天读古文、谈天下道义，数学一塌糊涂，觉得没用，是王立庵老师没嫌弃他笨，天天留他补课，还给他讲为什么搞革命也要会算账，慢慢地，他才明白，自然科学不是冷冰冰的符号，而是能帮助人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   他拿起红蓝铅笔，在信纸边上写了批语：“请陈丕显同志酌办，写信者是有八个孩子的母亲，”陈丕显是苏南区党委书记，当时干部子弟班的名额早就满了，实在挤不进人，但批示下来了，谁敢怠慢？最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吴启瑞的三个孩子免学费进了附属小学，还给她每个季度发点生活补助。   吴启瑞拿到通知书那天，手都在发抖，她去菜场买了二斤五花肉，孩子们围着锅看肉冒泡，眼睛都直了，这顿饭吃得比过年还香，以后的日子虽然还是紧巴巴的，但至少孩子们能上学了，家里也不至于饿肚子。   时间一晃过了十年，1960年夏天，毛泽东到上海开会，忽然想起吴启瑞来，他和身边人说，想见见王立庵先生的儿媳，这事在当时不小，见主席要政审三代，而吴启瑞只是个普通小学老师，但主席一句话，大家就开始找人核实情况，不到一周，吴启瑞就被请到了上海锦江饭店。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还打着补丁，走进会客室时整个人都僵了，她没想到毛泽东还记得她，还记得她公公王立庵，客厅里泡着一壶碧螺春，那是王立庵生前最喜欢的茶，毛泽东说了很多旧事，说老师当年怎么耐心教他数学，怎么鼓励他办书社，还说他一辈子都记得王先生临终还牵挂学生的情分。   聊了两个小时，临走时毛泽东把一个信封交给她，说是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一千块钱，在当时是工人三年的工资，她拿着信封坐在火车上，一夜没睡，回到无锡后，她把钱分了三份，一份给孩子们做新棉袄，一份还了之前欠下的药钱，最后一份存进银行，利息慢慢贴补家用。   这些年，吴家八个孩子，有七个都上了大学，老大成了老师，老二做了工程师，最小的王心支成了江苏省有名的中医，家里的客厅一直挂着那张在锦江饭店合影的放大照片，每年过年，饭桌上要摆两副空碗筷，一副给早逝的丈夫王人路，一副给毛主席。   到了晚年，吴启瑞还是在学校教书，从来不向人炫耀自己家庭和毛主席的关系，她说，这是王老先生种下的情分，是毛主席记得的恩，更是时代给的机会，她教育孩子们：“人不能忘本，”   档案馆的那三封信，一封是吴启瑞的求助信，一封是毛泽东十年后的回信，还有一封是1973年补寄的汇款单，它们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没有声响，却能让人读出跨越二十多年的深情厚谊，旁边还有一封信，是1915年王立庵写给杨昌济的：“润之虽偏文，然胸怀天下，若善加引导，必成栋梁，”这一句话，像是命运的伏笔，也像是一位老师最深的预言。   信息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