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德欲返苏，伟人劝其：苏联大清洗，恐有生命之忧。

凛冽的西北风裹挟着黄土，刮过1937年延安的窑洞。昏黄的灯光下，一位德国人眉头紧锁，笔尖迟迟无法在泛黄的纸上落下。他叫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曾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参与过江西苏区作战和长征。 遵义会议后，他的军事影响力日渐式微，被调至抗大任教，却因语言不通而举步维艰。 延安艰苦的生活，加上持续的疾病，让他身心俱疲，萌生了返回苏联的想法。 他认为自己能够在中国推广先进军事理论，但现实却狠狠地击碎了他的梦想。 他向组织提出了回国请求，得到的却是领导人的郑重劝告：苏联正经历着严酷的政治清洗，许多人被指控为“间谍”或“反革命”而遭到迫害，此时回去，风险极大。

这番话让李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并非未曾听闻苏联的大清洗，只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此后，他仍在抗大参与一些学术活动，但已不再是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顾问。他逐渐被边缘化，和昔日战友的关系也日渐疏远，更多的时间里，他独自一人在窑洞中默默沉思。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摆脱外部力量的依赖，走出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而他，则逐渐成为了历史的旁观者。

直到1939年夏，周恩来因旧疾复发需要前往苏联治疗，李德获得了再次离开延安的机会。这次，没有人再劝阻他。在延安机场，他身边只有寥寥数人，一位相识的演员远远地送别，眼神中满是落寞。他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里面装着珍贵的讲义、信件，以及一把曾伴随他演奏德奥民谣的小提琴。

他离开了，与中国革命就此诀别。抵达苏联后，他接受了隔离审查，幸运的是，他躲过了肃反的波及，被安排到一家外文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二战爆发后，他利用多国语言优势，协助苏军从事战俘思想改造工作，战后移居东德。

晚年的李德依旧会想起在延安的日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同志的善意劝告或许挽救了他的生命。他不再参与中国事务，也极少提及过去的争议。 但他从未忘记那段岁月，那段充满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失望交织的旅程。 1937年那个寒冷的冬夜，他未完成的信，成为历史的注脚。他选择了离开，而延安黄土高原上传来的忠告，却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