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臭名昭彰的“汉奸”朱大同被枪毙，周围骂声不断，可他脸上却挂着笑容，陈毅知道后更是大哭：“他是地下党啊！” 朱大同，1907年出生在安徽萧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里。家里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子过得紧巴巴，但爹妈还是硬挤出钱让他上学。1923年，他考进徐州第七师范学校，那会儿才16岁。学校条件简陋，可他在这里头一回接触到革命思想，心里埋下了火种。毕业后，他回村当了小学老师，白天教书，晚上偷偷拉人聊国家大事。1928年，他21岁，正式加入共产党，那时候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入党就等于把命挂在裤腰带上。 他没含糊，在村里搞党小组，用教书当幌子传革命理念。1931年，24岁的他当上徐州特委巡视员，还兼着萧县县委书记，骑着辆破自行车满县跑，联络人、传情报。1932年，他组织张庄寨起义，想点一把火，结果因为准备不足，被镇压了。身份暴露后，他跑去连云港，躲起来接着干。1934年，组织让他干件大事：假装叛变，混进国民党中统当特务，实际上给中共当卧底。从那天起，他过上了两面人的日子。 朱大同这步棋走得险。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徐州特务室视察员，穿着长衫，装得像模像样；背地里，他把情报偷偷送给中共，救了不少同志。干这活儿，每一步都得小心，稍微露馅就是死路一条。他在国民党那边混得“风生水起”，抓过人、审过人，但好多时候都是演戏。比如1936年，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被他“抓”了，其实是故意放走，保住了一条命。还有1941年，他在苏北带着第七纵队跟日军干仗，被困住了，他自己站出来挡枪，让其他人跑了。 这种日子不好过。他得装成汉奸样，让人骂、让人恨，自己还不能吭声。国民党那边觉得他忠心，日军那边也当他是个能用的人，可他心里清楚，自己是为共产党卖命。时间长了，骂名越背越多，真相却没人知道。到了上海解放前，他还是顶着“汉奸”的帽子，被抓了。 1949年5月11日，上海刚解放没多久，闸北公园临时成了刑场。那天，朱大同和其他三个被定成“汉奸”的家伙一起被押去枪毙。群众围着看，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踹两脚。朱大同站在那儿，手被绑着，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的是“通敌叛国犯”。可他没低头也没慌，脸上还带着笑。枪响的时候，他倒下了，那笑容却没散。 陈毅来得晚了点。他挤进人群，大喊着让停下来，说朱大同是地下党，可枪已经开了。人倒在地上，陈毅急得跪下去，眼泪哗哗地掉。群众愣了，有人开始嘀咕：这“汉奸”真是地下党？可现场乱哄哄的，尸体被拖走，没人当场弄明白。 上海解放后，这事儿没完。共产党赶紧查，想搞清楚朱大同到底是啥人。查下来才发现，他压根没叛变过。郭子化站出来说，当年要不是朱大同放水，他早没命了。警卫员侯兴胜也讲，1941年朱大同被困红薯窖，是他自己出去挡日军，才救了一堆人。还有人翻出他打日伪军的事儿，44次战斗，干掉574个敌人，抓了136个俘虏，这哪是汉奸干的活儿？ 1950年，上海市政府给他平反，追认他为烈士，给了个一级红星勋章。追悼会上，摆着他的照片，大家才知道这家伙有多牛。1981年，民政部又追认了一次，墓碑立在萧县，写着“中共地下工作者朱大同烈士”。后来，1999年还出了本书，叫《深切的缅怀》，讲他的事儿，虽然印得不多，可字字都实。 朱大同那天为啥笑？没人真问过他，可想想也明白。他干了那么多年地下工作，背了一身骂名，心里却没愧疚。枪毙那天，他大概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任务完成了，能走了。那笑，不是疯，是解脱，是对自己这些年没白干的交代。陈毅哭，是因为知道他吃了多少苦，替他不值，也替自己没来得及救他难受。 朱大同不是个例。那时候，地下党好多人都得这么干，顶着骂名干大事。有的熬到解放，有的没扛过去，像他这样被误会枪毙的，也不止他一个。历史翻过这页，留下的是啥？是那些没名没姓的人，用命换来的太平日子。他不是啥大英雄，没啥光环，就是个普通人，干了不普通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