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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不久，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尽管如此，他仍然为国家的发展费尽心思。在最后的日子里，周总理经常会因为病痛折磨无法进食，整晚睡不着觉。他的脸庞日渐消瘦，眼窝也深深的陷进去，到最后体重只剩下61斤。尽管他疼得满头大汗，全身抽搐，但为了不让身边人担心，他还是没有哼出一声。

1976年1月7日晚上11点左右。总理忽然醒来，微微睁开眼睛，认出了守在一旁的主治医师吴阶平。总理平静地对吴阶平说道：“我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这就是总理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临终之前，他还在一心为别人着想。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一直用微微张开的眼睛望着门口。直到第二天上午，医护人员发现总理的眼神仍然望着门口。众人这才知道，总理可能是想见夫人邓颖超。可惜当众人跑去通知邓颖超的时候，总理已经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总理在逝世后没有房产也没有墓地，一生为国家鞠躬尽瘁。他工作勤奋，严于律己，关心群众，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他年少时意气风发，奋发图强，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挥斥方遒，为中华之明日而革命。他日理万机，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而奔走。他鞠躬尽瘁，为中国能有今日的腾飞死而后已。

正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总理，所以才有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1976年1月8日，天灰蒙蒙的，整个北京城都笼罩在一片极度悲伤的氛围中，长安街上，人民已经非常自觉的排成了两条长队，眼含热泪，注视着灵车驶来的方向。那一天，举国上下万分悲痛，默默在心里送别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后，跟随总理多年的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总理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支情况。周总理的收入来源很单一，只有工资和工资支出结余所得的利息。除此之外，再无进账。至于支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报纸费、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以及日常其他小项目开支。

据统计，周总理的工资是400.8元，邓颖超的工资是347.5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两人工资总收入161442.0元。周总理对工资支出有明确规定：凡是银行里工资积蓄够5000元，又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支出，就交党费。

所以在邓颖超病逝前，她对身边工作人员再次提出要求：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两人居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两人虽身处高位，但从不搞特殊，真正诠释了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总理逝世，消息传回中南海，中央的老领导们立即赶到病房为周总理送行，在他省钱为了推动火葬改革，早就定下遗嘱说死后不占土地，火化遗体把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

于是，邓颖超向中央提出这个要求：“恩来曾经说过，我是一国总理，如果我不带头，那谁还会这样做呢？”毛主席含泪批准了这个要求。

邓颖超强忍悲痛双手捧着丈夫周恩来的骨灰盒，走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1月11日下午4点，当人民群众与坐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之后，他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在此前，邓颖超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骨灰完整的放到一个骨灰盒里，并且，在火化前、后，都要把火化炉清理干净。

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人们都无法抑制自己悲伤的情绪，于是纷纷在灵车后面追赶着，还不停地哭喊这，邓颖超看到百姓们的表现，也趴在周总理的棺材上大哭起来，这下感染了灵车上的所有人，大家都跟着放声大哭起来。有的人希望总理能苏醒过来，甚至跑到灵车前面去阻止火化周总理的遗体……

周总理的遗体火化完的第二天，邓颖超找到西花厅的副卫士，还找来贴身侍卫，跟他们商量如何抛洒周恩来骨灰的事。这是贴身侍卫高振普提出，总理去世了，全国人民都非常怀念他，但能不能让总理的骨灰先在西花厅停留几日再去抛撒？邓颖超听了之后立即拒绝了这个请求，她认为要是人民群众知道总理的骨灰留在西花厅之后，肯定都会跑来吊唁，这样的话，影响很不好。

几人讨论之后，邓颖超让三人秘密的找好骨灰抛撒地点，然后到了夜晚再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不会被人们知道。1月份正好是北京天寒地冻的时候，3个人冒着寒风找了好几天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后来，中央决定抛撒骨灰的地点要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进行确定，并由郭玉峰、罗青长、高振普和张树迎4个人乘坐飞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晚上七点半左右邓颖超领着张树迎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西花厅。周恩来的遗像和骨灰盒静静地放在了西花厅的正大厅里，骨灰盒上面盖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晚上八点，张树迎、高振普等四位同志从邓颖超手中结果骨灰盒乘车到了机场，随后，邓颖超在她秘书的陪同下也到了机场。

片刻后，飞机顺利起飞，邓颖超目送飞起离开，四位同志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象征着与首都人民心连心；飞机到了密云书库时又抛下第二把骨灰，难忘治水为人民；到天津的海河上空抛下三把骨灰，津门起步闹革命；最后到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将总理的骨灰全部撒下去，表示亲山亲水报母亲。虽然周总理的骨灰没有留下来，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他的坟墓，但伟大的周总理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1972年，周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因为工作太忙，他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直到1974年把事情都安排好，自己才住进医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能好好休息的时候，他却把病房当成自己的办公室，将所有的工作都搬到病房里做。

从住院到病逝的两年期间，周总理一共进行了大大小小13次手术，几乎每40天就要进行一次手术，而每进行一次手术还没等完全恢复，他就已经强忍着疼痛继续工作中，除了坚持批阅、处理文献之外，他还会接见不同的工作人员，甚至出去见外宾，这么强的工作强度，让他经常会感到身体疼痛，尽管如此，他还是拿出最好的状态与人交谈。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有一天，周总理的病情再次恶化。邓公和同志们一起去送他进手术室，打了全麻的总理忽然睁开眼睛，小声呼唤道：“小平同志来了，你在水利方面干得挺好的，比我强得多！”这次手术，总理虽然成功了，但是却无法站立，只能卧床休息。

当别的同志去看望他，请呼总理的时候，总理说不能叫他总理了，因为他躺在那里，不能再为人民做工作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周总理经常会因为病痛折磨无法进食，整晚睡不着觉。他的脸庞日渐消瘦，眼窝也深深的陷进去，到最后体重只剩下61斤。尽管他疼得满头大汗，全身抽搐，但为了不让身边人担心，他还是没有哼出一声。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周总理特意找来医生，让他们不必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就先去照顾其他的病人。

然后转身对自己的爱人兼知己，一起好好研究总理的身后事，直到最后他也不忘记祖国和人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奉献自己。他说：“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的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简单点最好了。”“如果哪一天我们走了，不要留下骨灰，洒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人家留下骨灰是为了给后代留下一个祭奠他们的去处，我们没有儿女，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这话听了真让人泪崩。

随后，总理让邓大姐陪着自己回到西花厅看看，并顺带跟这里的一草一木告别，随后，他写起了遗嘱，希望去世后可以把骨灰洒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中，亲眼见证这个国家的未来。1976年1月8日，总理与世长辞，他的一生都没有子女也没有存款，只有两袖清风和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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