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红色特工被逮捕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式建成，人们在广场的石壁上看到846个名字，这些名字的主人就是60多年前被派往台湾，后来在台湾牺牲的“红色特工”。

这些名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印刻在石壁上，它们是那么厚重、那么深沉，仿佛是在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石壁上的名字

那是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革命的曙光已经显现，黎明就要来了。

在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日子里，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往台湾，他们肩负的使命是为解放军解放台湾做准备。

1500名地下党人，有人扔下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有人舍下年迈的父母，他们背井离乡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承受着骨肉分离之苦和对亲人的无限思念。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台湾的地下工作危险重重，这1500名“红色特工”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每天过着刀尖舔血的日子。

后来，他们中的1100多名被国民党逮捕，最终被残忍杀害，有些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无法找到他们的家人。他们像一粒灰尘，轻飘飘飞起，又轻飘飘落下。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刻着这样一段铭文：“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石壁上846个名字，代表的不只是846位英雄，代表的是1500位纵横谍海的“红色特工”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代表的是一段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历史......

杨兰马上就要知道亲生父母的名字了，差几秒钟，只差几秒钟。

杨兰28岁那一年，从小把她抚养长大的养父患了重病。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养父决定把杨兰的身世告诉她。

从养父的讲述中，杨兰才知道，她的亲生父母在她2岁的时候就被派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双双在台湾牺牲了。

杨兰2岁就跟着养父生活，从来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身世给她造成了痛苦，她无比渴望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是，当养父就要说出杨兰亲生父母的名字时，突然撒手人寰，杨兰抱着养父的遗体失声痛哭。

唯一知道杨兰身世的人走了，她的亲生父母到底姓甚名谁？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一直盘旋在杨兰心里。从那以后，杨兰的心始终缺了一块儿，什么东西都填补不了。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石壁上有846个名字，杨兰不知道父母的名字是什么，但她固执地认为他们的名字就在其中。

因为，只有这么想，杨兰心里才会舒服一点；只有这么想，当她站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离父母如此之近。

如果不这么想，世界这么大，她该去哪里寻找父母的气息，该去哪里寻找一个可以向父母诉说的地方。

被派往台湾的“红色特工”总共有1500名，他们的身份资料是机密，一直被妥善保管，只有少数人知道。

1948年秋天，上海地下党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朱枫是这家公司的财务主管，她还有一个秘密身份，那就是中共华东局的地下党人，主要负责地下党的财经工作。

1949年，1500名“红色特工”的身份资料被交到朱枫手里。后来，朱枫又交给了中共华东局的一位同志。

1949年夏天，朱枫就已经知道自己不久后要去台湾。而且，她知道这次的任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巨、都惊险。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一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许多年的革命事业就要胜利了，朱枫心里十分激动。

她非常希望能够去北京，和同志们、战友们、同胞们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日子。9月24日，朱枫在给亲友的信里写道：“我也遥想着，只是不能去，想想而已。”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她。

朱枫

1949年11月，经上级指示，朱枫乘坐海轮抵达台湾。到台湾后，她一直和两个人进行秘密接头，一个是中共台湾工委最高领导人蔡孝乾，一个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戴龙是1500名红色特工中的一位，1949年，他化名为“王恭陶”进入台湾，投靠了台北的亲戚，后来就一直借住在亲戚家里。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时局变化很快，各地不断掀起反共浪潮。特务、军警、情报人员在社会各个角落出没，到处排查、追踪地下党人的踪迹。

戴龙初到台湾，他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起别人的猜疑，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身份，面临生命危险。因此，戴龙行事十分谨慎。

到台湾后不久，戴龙告诉亲戚，自己要花一些时间在台北四处走走，拜访拜访这里的老朋友。用这个借口，戴龙每天早出晚归，趁着外出的机会搜集情报。

戴龙

王瀛成来台湾的时间比戴龙要早，得知戴龙到台湾后，王瀛成立即和他取得联系。之后，由于情报输送线路不畅，王、戴两人计划瓦解、拉拢一位国民党电台人员，但没有成功，最终他们只能用挂号密码的方式传递情报。

王瀛成

黄贤忠是1500名红色特工中最早一批到台湾的。

早在1947年，他就已经来到台湾，在桃园县一所中学当国文老师。当1949年战友们陆续来台湾时，他已经在台湾桃园县潜伏了两年时间，而且潜伏得很成功，丝毫没有被人怀疑。

在周围人眼里，黄贤忠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平时喜欢读书，经常在家里举办读书会，会热情地邀请朋友们参加。大家几乎不会把他和心思缜密、冷静克制、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联系在一起。

除了搜集、传递情报，黄贤忠还做妻子、学校同事的工作，争取他们加入共产党。后来，妻子和一些学校老师都成为黄贤忠忠实的战友。在海峡对岸，他们怀揣着共同的信念，热切期盼着解放军早日来到台湾。

黄贤忠与妻子杨环结婚照

1949年11月，大陆局势稳定，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过着安稳的生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此时的台湾，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暗流涌动。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布了《台湾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相关规定，对全社会开展大规模清查，搜捕中共地下党人。一时间台湾危机四伏，步步荆棘，地下党人的处境十分险恶，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

地下工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虽然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拼杀，但每时每刻都在考验地下党人的毅力和勇气，考验他们的忠诚和虔诚。

中共台湾工委有五位领导人，分别是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林英杰。

1949年11月，陈泽民被逮捕。敌人在陈泽民的住处搜到一本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和他往来的人员姓名，其中“老郑”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老郑”就是蔡孝乾的代号。

敌人日夜不停地审问陈泽民，让他供出“老郑”的真实姓名。但任凭敌人怎么逼问，陈泽民都说自己和“老郑”不熟，只是打过几次照面。敌人恼羞成怒，严刑拷问陈泽民，导致陈泽民的胳膊被打断。

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威逼利诱下，陈泽民的意志土崩瓦解，交代了台工委其他四位领导人的真实姓名和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在这之后的两月后，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相继被逮捕，这对台湾地下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中共台湾工委被连根拔起，许多地下党人只能四处躲藏，大家对未来充满担忧。

蔡孝乾是中共台湾工委最高负责人，他的被捕，对于台湾地下组织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被捕后，蔡孝乾忍受不了酷刑和诱惑，思想逐渐开始动摇，最终背叛了他坚守了半生的信仰，选择了叛变，并供出了“洪幼樵”和“朱枫”。

当时，洪幼樵已经计划离开台湾，蔡孝乾正好掌握了他离台的时间、地点。就这样，洪幼樵被逮捕了。

蔡孝乾

洪幼樵被捕后，很快被敌人攻破了心理防线，投入了敌人阵营。

张志忠被捕后，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刑，但他始终不向敌人低头，宁死都不愿意供出他所知道的讯息。

狱卒对他严刑拷打的同时，也被他的气节深深震撼，背地里称他是“真正的硬骨头”。

蒋经国曾经专程到监狱劝张志忠屈膝投降，对他说：“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说：“想帮我，就让我快死。”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残忍杀害。

林英杰被捕后，抱着必死的决心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不畏敌人的酷刑和压迫，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他始终坚守组织的秘密，于1950年7月22日被执行死刑。

林英杰

蔡孝乾等人被捕，给台湾地下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许多同志身份暴露，英勇就义。

被蔡孝乾亲口供出的“朱枫”，也面临着生死一刻。

蔡孝乾被捕之前，已经意识到情形不对，提醒朱枫尽快离开台湾，朱枫也做好了离台的准备。

得知蔡孝乾叛变后，朱枫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坐飞机抵达了舟山，准备经舟山返回大陆。她离开时，台湾已经是风声鹤唳。

在飞往舟山的飞机上，朱枫的心情很复杂，在台湾的日子在她的脑海里一一闪过。她为正处于风暴中的同志们祈祷，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同时，她也想念大陆，想念女儿，就要回去了，马上就要回去了，她的心里心潮澎湃。

然而，原本以为离开台湾，就算是虎口脱险了。但令她没想到的是，危险还是没有放过她。敌人已经在舟山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将她抓获。

1950年2月18日，朱枫被捕。

朱枫就义时的照片

1950年3月，吴石被捕。

可以这样说，在大义面前，在危难面前，有人抱着必死的信念和敌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有人则贪生怕死，没有坚守住自己的信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9年，对于1500名红色特工的家属来说，这一年是告别的年份。

这一年，杨兰的父母就要启程去台湾了。临行前，他们依依不舍地亲吻着2岁女儿的脸。那时候的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这一次和女儿的告别竟然就是永别。从此以后，他们没有机会再见到女儿，也没有机会看到女儿长大后的模样。

这一年，戴龙也正难舍难分地和4岁的儿子戴筱萍告别。儿子抱着戴龙的脖子，年幼的他以为父亲只是要出远门，并不知道父亲将要奔赴的是一趟生死旅程。

看着儿子一脸懵懂、活泼可爱的样子，戴龙心里舍不得，但身为地下党人的强烈责任感，在无声地呼唤着他，催促着他。几分钟后，戴龙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

戴筱萍在后面哭啊喊啊：“爸爸勿要走，爸爸勿要走。”可是，父亲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喊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戴龙的妻子王家轩看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一种不好的预感席卷了她的全身。

这么多年，她从来不问丈夫出门在外是做什么，丈夫也不会开口告诉她，夫妻俩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这样，她一次次目送丈夫走出家门。

但这一次，王家轩感到非常不安。丈夫临走时欲言又止的样子，是她不安的原因。她意识到丈夫这次出门非比寻常，但她猜不出原因。自从丈夫走后，王家轩就日夜不停地担忧着。

当时，戴筱萍年纪还小，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甚至想不起来父亲长什么样子，只依稀记得父亲长得又高又瘦，是一副军人的派头。后来，戴筱萍说：“他只告诉我的母亲他要走，没说要去哪儿。”

1949年，杨兰的父母、戴龙等“红色特工”奔赴台湾，去完成他们应尽的使命。

1949年，对于1500名红色特工的家属来说，也是遗憾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来得及见亲人最后一面。

后来，他们等了许多年，盼了许多年，几十年的苦苦等待和殷殷思念，最后等来的却是亲人牺牲的消息。

1930年，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出生。1949年，朱晓枫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在上海军医大学学医。

这年秋天，朱晓枫拆开一封母亲寄给她的信。在信里，母亲问她能不能尽快到广州来，想见她一面。

后来，朱晓枫回忆：“当时我开始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没想到那时她已经接到任务就要走了。”

就这样，朱晓枫没能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就化名为“朱静”，由香港转去了台湾。如果知道母亲此行会一去不复返，朱晓枫会不顾一切地去见母亲。

朱枫和女儿朱晓枫

1949年10月，王瀛成的儿子王道元、女儿王道乾也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王瀛成是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一直跟随部队在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后，王道元、王道乾来到上海和父亲团聚，却怎么都找不到父亲的踪影。

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到台湾去了。

就这样，1500名红色特工告别家人，陆陆续续抵达台湾。他们将要面临的，是无数个危难和陷阱。

1950年6月，朱枫、吴石被执行死刑。

1950年，很多地下组织被破坏。一批地下党人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一批人是幸运儿，奇迹般地返回大陆，一批人无路可走，只能躲到深山老林隐居起来。

但在当时，敌人虽然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人，却不敢轻易将他们处决。因为当时时局动荡，国民党对未来没有把握，担心解放军来到台湾，会秋后算账。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冷战格局逐渐显现，国民党认为台湾已经“安然无恙”，开始杀害地下党人。

1950年7月，戴龙、王瀛成被捕。1951年1月，戴龙、王瀛成被执行死刑。1952年6月16日，黄贤忠被执行死刑，牺牲时33岁。

他们没能回到大陆，没能回到温馨的家里，没能见见他们的子女，也不知道他们的子女一直在苦苦等待着他们回家。

自从懂事后，戴筱萍心里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念头：他要找到父亲戴龙。父亲在哪里？是不是还活着？一个个问题压在戴筱萍心里，沉甸甸地让他没有办法呼吸。

60年代，“三线建设”在西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戴筱萍还抱着一丝幻想，父亲是不是在西部，在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然而，没过多久，一个消息彻底打破了他的期盼。

1964年，戴筱萍的叔叔戴麟来信告诉嫂子王家轩和侄儿戴筱萍：“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是革命烈士。”

不久后，有关部门也来到戴家，郑重地告诉他们：多年前，戴龙去了台湾，在台湾牺牲了，被授予革命烈士证书。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把戴筱萍和王家轩击垮了。父亲、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无边无际的绝望笼罩着他们的心。

王家轩等了丈夫大半辈子，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儿子拉扯大。等到最后，满头华发，满脸皱纹，她仍然没有放弃，最终终于等来了自己思念了大半辈子的丈夫的消息，却是阴阳相隔。

王家轩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丈夫的遗骨，嘱咐儿子无论如何要把丈夫的遗骨找回来，让他回到故乡来：“一定要去台湾，把你父亲的骨灰找到，把他送回来，我等着他。”

从那天起，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戴筱萍的脑海。

朱晓枫也收到了母亲朱枫的革命烈士证书，得知母亲在台湾牺牲了，这个噩耗、这个沉痛的打击让朱晓枫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王瀛成一直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王道元、王道乾兄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自己的父亲，也一直在寻找父亲的下落。

80年代，作家吕铮撰写了一部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内容讲的是地下党人的故事。王道元、王道乾得知吕铮年轻时是地下党人，还曾经是对台联络员，立即找到吕铮，想问问他认不认识父亲王瀛成。

让王道元 、王道乾惊喜的是，吕铮的确和他们的父亲共过事，还向王道元、王道乾回忆了王灜成牺牲的过程。后来，王道元、王道乾说：“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

通过吕铮，王道元、王道乾才知道父亲牺牲了，梦寐以求的重逢化为泡影，几十年的守候和思念在这一刻化作滚滚的泪水，他们任由泪水落下。

进入21世纪，戴筱萍、朱晓枫、王道元、王道乾等烈士子女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都有个心愿，就是找到亲人的遗骨。由于诸多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010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朱枫的骨灰从台北运抵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专程到机场“迎接”，之后，朱枫的骨灰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朱晓枫手捧母亲遗像

2012年，戴筱萍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父亲戴龙的墓碑，墓碑所在地是台北六张犁墓区，这个重大的发现让戴筱萍几乎热泪盈眶。

2014年5月，70岁的戴筱萍亲自去往台湾，抱着父亲的骨罐回到上海，完成了母亲临终的遗愿，也完成了他这辈子最牵挂的事。

2012年6月，黄新华在台湾档案馆找到了父亲黄贤忠的遗书。在黄新忠的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体，以维家室。

事实上，黄新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黄贤忠。父亲被捕后，怀孕的母亲也被抓进监狱，黄新华是在监狱里出生的。后来，黄新华被孤儿院收留。

直到黄新华5岁时，母亲重获自由，才把她从孤儿院接回来，从此母女两人相依为命，但她们每天都生活在特务的监视之下。

黄新华只记得，从她懂事起，母亲常常带着她去台北忠孝路的善导寺祭拜一位故人，牌位上写着“黄贤忠”三个字。但当黄新华问黄贤忠是谁时，母亲总是缄口不言。

等到她念了高中，有一天母亲把她叫到身边，郑重地告诉她，黄贤忠就是她的父亲，是一位红色特工，多年前牺牲了。

后来，黄新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把我吓到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

而在另一端的大陆，有一个人也牵挂了黄贤忠几十年，那就是他的儿子黄伟民，他的母亲是黄贤忠第一任妻子，生下黄伟民没多久就因病去世。黄贤忠去台湾时，黄伟民只有1岁。

后来，黄贤忠的孙子、黄伟民的儿子黄文煜的事业做得很成功，2012年，黄文煜请台湾的商人朋友专门到台北六张犁墓区走一趟，寻找爷爷的墓碑。

在台北六张犁墓区，黄文煜的朋友正好遇见了多年前给黄贤忠拣遗骨的人。通过他，黄伟民和妹妹黄新华取得了联系。后来，黄新华专程回到大陆，见到了哥哥黄伟民。

黄伟民和黄新华

无名、信仰、牺牲、离别、等待、思念、归来、团聚......这些词语背后，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黄贤忠的遗书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死，对于一个已经献身给社会与人民的共产党员并不算是一回事，自从决定参加那天起，就准备死了，何况还让我活了这么久才死呢！可惜的是我不能替社会和人民造更大的幸福罢了！但这遗憾总有一天由我的同志来完成的，因为人类的远景一天天地光明了……今天被杀害，只是太爱人类太敢于反抗不平的现实罢了！为了人类社会，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太多了，我不过是这大时代中一滴浪花而已……

这些话背后蕴藏的精神无论何时都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