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盖天
记得民间流传这么一段俗话：铺着地，盖着天，海里睡觉，枕着山。这形容一种宽广的意思，用学生们学的语文书中的解释，就是拟人手法。而在当年的战争年代，这种情景，实实在在，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从六霍起义离开家门那天起，能在屋子里安安稳稳睡觉的日子屈指可数，在我的记忆中，绝大多数都是"铺着地，盖着天"式的宿营，能有条毯子，有张羊皮之类遮盖已十分满足了。
两过秦岭，我们都是在山上过夜。风急雪漫，我们就找个避风处掘个坑，几个人挤在里边就睡。这一睡下，有的人就再没醒来。大巴山山高雪厚，上下山路确实陡滑，但山顶上还算平坦。出发前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两捆稻草，宿营时起了大作用，我们把稻草铺一层盖一层，加上岩石树木遮挡，并没觉得过冷，比过秦岭时强了许多，全连没再发生因寒冷减员现象。初到通江，当地民房既少又小，为了不惊扰百姓，我们基本都是露天宿营。正是我们的这些行动感动了当地群众，才为我们开辟川陕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腿上功夫
《水浒传》中有个神行太保戴宗夜行八百，日行一千。这是施耐庵说的，实际上谁都没见过。不过我们当年日行一二百里路倒是常有的事，百姓们说我们长了飞毛腿，就连蒋介石以及部下战将们也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腿上功夫。若不，我们如何赛得过国民党军的汽车轮子呢。关门山、刀峰岭战斗我脚部负伤，团参谋处长郑行举让我留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一方面这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另一方面也确实迫于当时环境所逼。从关门山、刀峰岭突围后，我们当天行进180里路，如果没有战友们的照顾，我是如何也走不下来的。当时胡宗南、肖之楚两部平行追击，他们走的是大路，而我们走的是小路，且不时要翻山涉水，但敌人总是被我们落下一截，不如此又如何能保存下来呢。
从红军时期开始，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我军的装备始终落后于敌人。然而在我军的战争史上大多都是运动作战，以大迂回、大穿插、大奔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敌人运动有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较现代化工具，我们靠什么，我们靠的就是两条腿。当年我们的两条腿一双脚是何等珍贵，每到一地宿营，饭可以晚吃，觉可以少睡，领导盯得最紧的就是每人那双宝物。
"脚洗没洗？"
"水热不热？"
"泡！泡！多泡一会儿！"
就这样，我们的指战员都成了"飞毛腿"、"铁脚板"、"神行太保"，攀山如履平地，涉水似蹼划舟，羚羊野鹿走不了的路线我们能走，鹅毛沉落的江河我们能渡，因此我们才有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才把乘汽车坐火车的蒋介石的百万大军始终甩在身后。
今天我的这双腿已不那么灵便了，偶尔还有些浮肿，因为他们分别受过伤害，加之毕竟80多岁的年龄。因此我就特别眷恋我当年那双腿，那双日行一二百里不在话下的脚。我的右脚受的是枪伤，我的左脚是行车遇险造成的骨折。每一次受伤最疼的不是伤处，而是心里，"我的腿脚还能走吗？"我庆幸的是他们都大难无损，忠实地陪伴我度过了风风火火的战争岁月。
从陕南汉中入川北通江，首先要过汉水，翻巴山，然后再涉大小通江。当时我的右脚枪伤明显好转，但未痊愈。12月天气，天寒地冻，汉水江面结了薄冰，极少的几条小船留给重伤员和妇女儿童使用，我们惟一出路只有涉水。牙一咬，我第一个踏碎薄冰下了水。瞬间，似乎有万把尖刀刺入我的腿和脚、血似乎凝固，心跳似乎停止，眼前只有金光闪烁。然而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把握着我的神经，这种责任感让我表现出"感觉良好"的面部表情，让我的语言器官发出"还可以，跟我走"的声音，我不知道那声音是否变调，是否带着颤抖，但确实发挥了作用，唤来了全连百十号人渡河入川。某年某月我去黑龙江省五大连池游览，人们都传说那里的水能治百病，只是奇寒冰骨令人难耐。我伸出脚试了试，也不过如此，似乎比当年的汉江水还温了一点。
近日发现腿上的浮肿轻了许多，我好高兴哟。
腹饥难挨
无论低级或高级动物，只要意识清醒，最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吃！作为高级动物的人更是如此。常言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奇，讲究营养，追求质量。小孙子吃饭挑食，这样不爱，那样不吃。我心里高兴，因为这一代有这个条件嘛
从鄂东转移，我们是被敌人逼出来的，再不走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聪明绝顶的红军如何让蒋石幸灾乐祸，走！拔腿就走！叫转移也好，叫突围也罢，叫西征也行，总归有一点不变：仓促行动。仓促就意味着没有充分准备，包括衣食用品。当时我们的干粮袋里存粮极少，多时都是所到一地现筹措，有啥吃啥，有多少吃多少，没有就不吃。敌人在三面追赶夹击，一路之上人烟稀少、偶遇村镇，乡民又多贫饥，粮食补充一直成为大难题，因而忍饥挨饿也就成了常有的事。过秦岭，天寒难耐，战士们又长时间吃不上饱饭，已经出现非战斗减员。上级见此，准许杀马充饥，我们连拣老弱两匹杀之，才算渡过了秦岭险道。
陕南产柑桔，其大如碗。一路惊险，一路奔波，早晨吃了一顿，下顿不知等到何时的日子，很久视水果为奢侈物。到了关中，部队得以短时间休整，每人还发了一块银元，我们就拿着买了许多柑桔大吃特吃一顿。当时觉得那柑桔好吃的不得了，以后乃至今日似乎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东西。大概这也有些朱元璋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意思吧。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躲避敌人"五月"大扫荡，我们进入太行山。当地盛产柿子，山民积存甚多，筹不到粮食时，我们就以柿充饥。此物少食别有风味，食多就出了麻烦：胃腔胀热，大便不通，小便灼痛，甚是痛苦。
肉，对我从小至今始终不够友好亲近。最近20余年肉多易得，但身体各部进入老化，医生叮嘱，对肉类万不可放纵自留。儿童时期与战争年代，肉对我而言，实在是奢侈品。中间阶段天灾人祸，肉的总量少得可怜，凭票供应，有时有票也无肉。
小的时候看到地主东家的孩子吃肉，就回来跟母亲要。母亲说：把我当肉吃了吧。我看看母亲瘦骨嶙峋，真的吃了也没多点肉，便再不提吃肉了。那时最盼插秧时节来到，是时，奶奶和母亲给地主家帮工，最后一顿饭，每人要给三片白肉。老人们从来都舍不得吃，拿回来分给我们弟兄。捧着两片用荷叶托着的白肉看一阵，嗅一阵，再用舌尖舔，品滋味，心里说，等会儿吃，等会儿吃，说着说着就进了口进了肚。
进入川北，打了几仗，周围敌人得以暂时肃清，我们分散驻防，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地主家得到一头肥猪，经请示批准允许我们食之，炊事员手脚麻利，把这只尤物按入锅里。大柴锅，多烧火，顷刻间肉香四溢。有人说还不够味，加上些黄酱就更美啦。炊事员就到处寻黄酱，终于在地主家深藏的墙柜里寻到一盆"黄酱"，也未尝一尝，就倾盆倒入锅中。片刻，火停肉出，夹起一块狠命咬一口，哇，奇苦无，根本无法下咽。找来地主婆再问，那哪里是什么黄酱，原来是地主家的一盆大烟膏子。唉，可惜了一锅的好肉！
四川确实是个好地方，用"物产丰富，地广人多"来形容概括一点不为过，不愧"天府之国"的美誉。只是连年战事不息，当时被军阀糟蹋得不成样子。百姓们勤耕细作，终年劳苦，但依然住屋破烂，难求一饱，大多家徒四壁，缺吃少穿。街面上我们所见乡民多是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围块棕片遮身。田颂尧还逼迫乡民种鸦片，以此获得税银。因此就出现了"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看到手提小火炉，吊到裆下取暖者皆是"瘾君子"。后来为了戒除此恶习，我们很是动了些脑筋，费了些功夫的。
夺取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后，由于军阀们打得难分难解，难以迅速对红军进行反击，因此、便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战事间歇。趁此我们拿出看家本事：广泛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扩红除恶，建立根据地。我连奉命开进离巴中城二里远的一个高山村镇。
这个镇约几十户人家，周围还有零散村户，除儿家地主外，中农和贫困人家几乎各占一半，据我观察，略比沿途村镇富裕一些。安下营寨，我们立即开始访贫问苦、宣传发动，很快就打了土豪，分了粮田。其时，团政治处主任找我交待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扩红"，即动员当地青年参加红军。让我先搞个试点，但反复强调不能有"瘾君子"。走访中一了解，我发现这个村十多岁以上的男娃20多人，全部吸鸦片。我找到团政治处主任对他说："你不取消那限制，看起来我是完不成任务了"。主任想了半天终于把条件放宽了。回到村庄我挑选8名家庭出身好的青年发展为红军战士，编成一个班，放在3排，作为弹药运输班。接下来就是帮他们戒烟。
我和连长商量定了三条措施：一是思想教育，让他们认识到鸦片的危害；二是加大运动量疲其身体；三是暂时限制，避免与"瘾君子"接触。
想不到我这几条真管用，14天时间，8个人都彻底戒了鸦片，成为合格的红军战士。我们的办法和成果报到团里、师里，首长们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还把我树为模范指导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连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一百五六十人之多。我连由原来的110余人发展到230多人。
同时，我们还组织群众建立乡、村苏维埃和地方武装，号召民众行动起来，"保卫地方，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一个崭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从此在陕南川北诞生了。
川北王大打出手
红军入川得手，客观上有几条原因，一是刘湘、刘文辉两个大军阀打得不可开交；另外一些军阀也都牵扯其中，出现防守空虚。二是川北王田颂尧自恃兵多将广装备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三是四川军阀内部虽有矛盾，但对蒋介石也时有提防；官职虽由蒋介石下令，但并非忠心不二。故蒋介石嫡系胡宗南追兵部队至巴山川界，见川军没有欢迎之意，便窥视一阵，终是没敢贸然入川。这就给我红四方面军造成了休整、补充、开辟根据地之良好时机。
时至1933年1月底，二刘之战暂时妥协、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银20万、弹百万发。至2月中旬，田颂尧部署准备已毕，大手一举，60个团分三路向他的失地通江、南江、巴中压来，川北王要对红军动手了。
大敌当前，我红军的对策是先行收缩防线，稳住阵脚，再行全面反攻。从2月中旬开始，至6月中旬结束，历时4个月。
我十二师布防于巴中及东南的曾口场，粉壁场，兰草渡一带，重点阻击敌中央纵队和右路纵队。
刚开始的前10天，敌人攻得很猛，"敢死队"带头、军官压阵督战，羊群般密密麻麻呼喊嚎叫着往前冲。田颂尧的兵都是川北当地人，脚板硬、爬山快，冲击力强，来势凶猛，气焰甚是器张。但这些兵有个最大弱点：怕肉搏战，怕近战，怕包抄合击。我们经过一两天的接触，发现敌人的弱点，就尽可能把敌人放近打，利用反冲击进行肉搏战，对孤立冒进之敌进行包抄合击，收到了很好效果，10天内歼敌近千人。
此后我们根据防线过长，兵少弹缺的现实，主动后撤，放弃了一些阵地，其中包括南江、巴中两座县城。田颂尧得到一些地盘后，夸大事实，邀功请赏，举杯庆贺，并就地休补，准备发动更大的攻势。这也给我军总结经验，休整部队，增强保障力量提供了大好时机。
2月18日敌人发起全面进攻，3 月 18 日敌人进入我军主动放弃的乡镇。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双方没有交战。4月26日，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我十二师布防在通江城以西一线，正面迎击敌主力在取得大量杀伤敌兵员的目的后，又主动放弃通江县城向北后撤。川北地理呈南低北高势，愈向北，山势愈陡险，也愈有利我军利用坚固工事防守。我军一撤再撤，有意示弱于敌，使田颂尧误认为我军已无抵抗之力，故而狂妄自大起来，结果铸成了大错。
5月15日，敌人向我新的防线发动了第三次攻击。我军并不硬顶，继续边打边撤，将骄敌诱至深山密林峡谷地带。这时敌人出现单路冒进，三路难以连接之势，这就为我们利用善长的运动战、山地战歼敌带来了机会。徐向前总指挥见机制定了先斩冒进的左路之敌方案，令王树声的七十三师坚守咽喉要地，为我实施反攻部队集结运动提供必要时间。七十三师此间战斗的十分艰苦，面对数倍之敌，他们顽强抗守，拚死厮杀，5昼夜激战，敌人未进半步，保住了阵地。
5月21日，我红四方面军向敌人发起了全面反击，一路如疾风骤雨，势如破竹，追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我三十四团于6月12日追至巴中南坎坡地带，与敌一、三师8个团相遇，敌兵力虽多于我8倍，但已毫无战斗力。我团凭借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旺盛的斗志，猛打猛冲，势不可挡，很快使敌人溃散，俘敌1000多人。至6月15日，我军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并新得江口一城，前锋部队又逼近仪陇、广元、苍溪之地。历经4个月．歼敌2.4万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
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使川北王田颂尧不仅大伤元气，且被蒋介石罢官卸职。川北民众却受到极大鼓舞，参军参战、打土豪斗恶霸掀起了热潮，川陕根据地面积也扩大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多万。红军声望骤然提高。
只叹大打出手的田颂尧不仅没占到便宜，且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由基层进机关
1933年6月25日，川陕省委在通江的新场坎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1928年我加入共青团，当时我14岁。至1932年12月我已年满18周岁，符合了党章规定的入党年龄，便转为中共党员，因此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6月底，方面军在木门召开了军事会议，由徐向前和陈昌浩主持，共100多名红军领导干部参加。我作为全团模范指导员，被上级指名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徐向前总指挥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同时还讨论了部队扩编整训和停止内部"肃反"问题。会后，部队即开始整编，当时我红四方面军已由汉中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
这次整编，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十师扩编为第四军，原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原十一师扩编为三十军，原七十三师扩编为三十一军。我的工作岗位也有了变动，由原三十五团重机枪连指导员改任新扩编的第九军政治部党委书记（相当于党务科长），后又改任组织科长，再后组织科改为组织部，我又任组织部长。我们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委，许世友任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王学礼任参谋长兼二十七师师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6个团，此后两年多时间，我一直在军政治部做机关工作
当时的机关工作与现在的机关工作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自身事务并不多，主要是结合上级中心工作，深入基层检查、督促、落实。当时中心工作就是大练兵，提高部队政治、军事、后勤保障的全面素质。
军事练兵我们除自身参加外，还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总结好的经验，推广好的做法。特别是帮助基层学好军事理论知识。
政治练兵我们的任务比较重，举办干部训练班和党、团训练班，指导学习《干部必读》、《党员须知》等理论书籍。特别是通过政治教育，提高那些刚刚参加红军人员的基本觉悟，克服恶习。当时大部分新兵都有吸鸦片的习惯，因此，方面军在新兵中普遍开展了戒烟活动。几个月前我在重机枪连对新兵戒烟效果比较好、因此得了模范指导员的称号。这一次，我结合原来的经验做法，并根据上级要求，对部队进行了有效指导，再次得到领导好计
后勤练兵主要是健全保障组织，提高保障能力。
两年多的机关工作，我最大的感受是：忙！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