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穿上警服踏入警局那会儿，我还是个青涩懵懂的新人，对警察这份职业充满了好奇与敬畏。谁能想到，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就这么毫无征兆地闯进了我的生活，自此在我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了我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回忆。
那是2011年，除夕的前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正和老陈、东哥、林姐在派出所值班，大家都暗自庆幸着今晚没什么警情，能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个夜晚。可命运总爱捉弄人，指挥中心突然转来一个警情，说是辖区内的一家超市抓到了一个小偷。
“这下有的忙了！”老陈嘴里嘟囔着，把刚抽了半截的烟狠狠按进烟灰缸，戴上帽子，带着我和辅警阿利就火速出警了。
到了现场，超市经理早已在入口处等着我们。他领着我们径直来到保安室，一推开门，就瞧见一个中年妇女跪在地上，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嘴里不停地哀求着：“求求你们放过我这一回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几个保安把她围在中间，扯着嗓子大声训斥，那架势，仿佛抓住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保安队长见我们进来，满脸堆笑地跟老陈打招呼：“陈队，我们抓了个小偷。”老陈没搭理他，拨开年轻保安，径直蹲到妇女面前。
“偷了啥东西？”老陈目光紧紧盯着妇女问道。
妇女哭哭啼啼地回答：“一双鞋。”
“啥？”老陈满脸诧异，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妇女又重复了一遍：“一双鞋子。”
保安队长把鞋子拿过来，说：“就是这双。”
那是一双粉红色的女童鞋，上面印着巴拉巴拉小魔仙的图案。我和阿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疑惑。
“警官，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妇女一边哭，一边朝老陈磕头。
老陈赶忙扶住她：“你别这样！”可妇女根本不听，拼命地用头撞地。
我和阿利赶紧上前把她架起来，安置在保安室那张破旧的沙发上。
“大姐，您先别激动，就偷了一双鞋，不是啥大事。”我轻声安慰着她。
老陈转头问保安队长：“有监控录像吗？”
队长点头说：“有。”说着，就打开监控系统，把录像倒回去给我们看。
监控画面清清楚楚地显示，妇女确实偷了那双价值59块钱的鞋子。
我们带着妇女和保安队长回到派出所，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
原来，妇女偷这双鞋是想送给自己的女儿。她女儿已经好几年没穿过新鞋了，今年期末考试还考了年级第一名，她满心欢喜地想给女儿一个奖励，可无奈兜里没钱。
我们忍不住好奇，这么点钱都拿不出来吗？
妇女哭得更厉害了，哽咽着说，她老公前几年在建筑工地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这些年，她一个人打零工，要租房、给老公治病，还要养活一家人，一年到头，也仅仅能勉强维持温饱。打工的饭店今晚才放假，她匆匆赶来买年货，钱不够给女儿买鞋，一时糊涂，才犯下了错。
因为按照规定，她这种情况可能会被拘留，我们得通知她的家人。
当我们向她要她老公的电话号码时，妇女瞬间崩溃，嚎啕大哭起来。她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偷东西的事，哭着求我们别告诉她家里人。马上就要过年了，她不想让老公和女儿跟着难过。
听完她的讲述，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我悄悄凑到老陈耳边，问：“陈哥，能不能就这么算了？”
老陈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和阿利去妇女家里看看。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和阿利按照妇女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屋。那是一间由别人家储藏室改造的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破旧的胶合板门。我敲了敲门，没人回应，但门却自己开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站在门里，睁大眼睛，满是疑惑地看着我们：“警察叔叔，你们来干什么呀？”
我和阿利蹲下身，轻声说：“小妹妹，别害怕，你爸爸在家吗？”
“在家。”小女孩指了指屋里，“我爸爸在床上躺着。”
“我们能进去看看他吗？”我温柔地问。
小女孩看着我们，眼神里透着茫然和无措。
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安抚道：“没事的，小妹妹，我们就是来看看你爸爸。”
这时，屋里传来一个虚弱的男声：“请进来吧。”
我和阿利小心翼翼地探身进去，屋里昏暗狭窄，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塑料凳子和一个简易衣柜，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床上躺着一个男人，虽然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很明亮，若不是躺在床上，真看不出他是个瘫痪病人。显然，他被妻子照顾得很好。他费力地用手撑起身子，招呼我们：“快进来坐，妹妹，给警察叔叔搬凳子。”
我和阿利挤了进去，屋子一下子显得更加拥挤了。
“您好，打扰了，我们是派出所的，快过年了，过来慰问一下。”我朝阿利使了个眼色，抢先说道。
男人受宠若惊：“真不好意思，警官，我身体不好，起不来。”
我连忙说：“没事没事，您别客气，我们都理解。”
简单地聊了几句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和妇女说的一模一样。
临走时，我和阿利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共两百多块，放在桌上，说是派出所的慰问金。
出门的时候，我才发现，靠门的整面墙上贴满了小女孩的奖状。
回到派出所，老陈还在听妇女哭诉。
见我们回来，老陈故意叫我们一起出去抽烟。
我把在妇女家里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陈。老陈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烟，说：“马上过年了，让她回去过个团圆年吧。”
我明白老陈的意思。我们找到保安队长，把妇女家里的困境详细地说了一遍。保安队长也是个爽快人，当即表示超市不再追究此事。
我和老陈送妇女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地抹眼泪。路过一家商场时，老陈让我把车开过去。我把车停在地下车库，老陈让我们在车里等着，他自己下车去了。不一会儿，老陈提着两个袋子回来了，我一眼就认出是那个运动品牌的袋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鞋子。老陈说：“把这些给她，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让孩子过个好年。”
妇女接过袋子，哭得更厉害了，肩膀不停地颤抖。老陈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我也有个女儿。”
回去的路上，我和老陈都沉默不语。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老陈在我心里成了亦师亦友的存在。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第二年七月的一个傍晚。所里接到紧急通知，全区要开展扫黄专项整治行动。那天正好是我和老陈、阿利、东哥、林姐值夜班，收到通知后，我心里既兴奋又好奇，毕竟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抓嫖的场景，这下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了。老陈却一脸严肃地说，他做警察二十多年，见过太多因为这种事家破人亡的例子，可我当时只当他是在开玩笑。
夜里，所里全员出动。我和老陈、阿利、东哥、林姐这一组，被派到沙扬街执行突击检查任务。老陈说，这条街以前可是远近闻名的嫖娼一条街，前任腐败局长在位时，一到晚上，街上摆满了各种长椅和小板凳。
我们走进一家门头很小的按摩店，店里坐着几个穿着暴露的女人，见我们进来，都愣住了。老板娘踩着高跟鞋，还没下楼，一阵妩媚的笑声就先传了过来：“欢迎哥哥们来玩啊！”
可当她看到楼下站着一群警察时，转身就想跑。老陈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堵住了她的去路。
控制住老板娘后，我们冲上二楼。这是家小店，二楼隔出了五间房，每间二十来平米，里面的场景不堪入目。
我们分头破门而入，里面的人吓得鬼哭狼嚎，有两个家伙甚至光着身子就想跳窗逃跑，被我和阿利当场抓住。
这一次行动，我们在这家按摩店抓到了六个按摩女和五个嫖客，都是正在进行违法交易时被抓了现行。
把人带回派出所后，我发现有个按摩女有些眼熟。她蹲在地上，头几乎都要贴到地面了。我让她抬起头，她却把头埋得更低了。我满心疑惑，让林姐把她拉起来做登记。
她拼命扭头，好像生怕我们看到她的脸。当我看清她的面容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她竟然是那个偷鞋的妇女。
老陈也认出了她。
做笔录时，妇女羞愧地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
我和老陈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过了好一会儿，妇女才平静下来。没等我们开口，她就主动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去年过年后，她老公要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她实在走投无路，才干起了这行。她这个年纪，在色情场所根本没有竞争力，只能在街边做“棒棒鸡”，一次收费才5到10块。有一次，她在公园服务完一个棒棒后，那人没给钱就想跑，幸好老板娘带着小混混帮忙追回了钱，还看她可怜，收留了她。她觉得在这里至少有个安身之所，不至于总被人欺负，就留了下来。没想到，才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又被我们抓到了。
老陈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
最后，老陈向所长求情，给她按情节较轻的情况处理，罚款500元。
妇女没钱交罚款，我们这一组人每人出了10块，帮她凑齐了罚款。
后来，老陈凭借自己的人脉，在辖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给她找了份理货员的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好歹有了稳定的收入和齐全的保险。
医生说，妇女的丈夫是因为脊柱扭曲压迫神经才瘫痪的，手术顺利的话，康复的可能性很大。所里还帮她申请了法律援助，起诉了她老公原来的建筑公司。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并给予一次性损害赔偿。
时光飞逝，十年一晃而过。当年那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已经考上了大学。记得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她还打电话咨询我，说她想当警察。后来听她妈妈说，她的成绩虽然够不上清北，但却填报了全国前十的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