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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部分成瘾症状的背后也是叠加性心理创伤
02、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发展中的“遗憾”
03、放弃入伍后，我离开了武警广东总医院
文 | 何日辉
发布 | 晴日心理
很多患者、家属感到疑惑，能够到达内隐记忆层面的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于精神心理问题/障碍，它为什么跟主流精神医学和主流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认识有那么大区别？
最近，我们持续撰写“晴日技术迭代”专栏，分享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解释背后形成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和理论。
01、部分成瘾症状的背后也是叠加性心理创伤
之前，我分享了我从一名麻醉医生，跨学科成为了武警广东总医院的心理科主任，并接受《新闻联播》等权威媒体的采访，在精神医学尤其是成瘾疾病诊疗方面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无论是对于成瘾疾病，还是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等精神心理障碍，背后都有大量的深层次心理问题，不能只进行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
我考了国家三级、二级心理咨询师，不断学习各种现代心理学流派，要求住院患者必须接受心理治疗，还加入运动疗法，在当时国内精神心理科率先走出了实施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道路。
陆续地，很多服药后效果不理想的抑郁症、双相障碍患者慕名而来，希望借助我们的心理治疗解决问题。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已经发现深度催眠可以令患者想起已经忘记的心理创伤事件，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之后，相应的症状会大幅度缓解，甚至消失。
当时我们理解得比较表浅，只觉得深度催眠真神奇！觉得创伤修复师Lucy（以前Lucy被称为催眠治疗师，现改为创伤修复师）的催眠技术真牛！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深度催眠技术只是一个途径，不是关键。会催眠技术、甚至会深度催眠技术的催眠治疗师有不少，但极少人能利用深度催眠到达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精准化地找到并高效修复症状背后的病灶——病理性记忆，令症状大大缓解，甚至快速消失，实现快速撤药。
这个阶段，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出现雏形，Lucy利用这个技术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上一篇文章里面已经分享过了。
打开了这个新大门后，我也尝试用这个技术对患者进行治疗。其中一些案例再次让我很惊讶！除了抑郁、焦虑、躯体不适症状的背后有心理创伤事件之外，部分成瘾症状的背后，也有相应的心理创伤事件。
当时，我接诊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年男性患者，他叫阿锋。
阿锋曾对未成年女性、尤其是初中女生实施过性猥亵，当时刚从监狱出来。他为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深深后悔，已经痛定思痛，决定以后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可他出狱后发现，他对未成年女性的性冲动还是非常强烈。他很痛苦，也很恐惧，害怕自己再次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所以主动前来就诊。我当时非常吃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恋童成瘾患者，也就是俗称的“恋童癖”患者。
当时的我已经知道，这个疾病不能光从道德和法律角度进行惩治，它是一种特殊的成瘾性疾病，肯定不是遗传，也不是先天因素导致的，它肯定与后天的经历有关，但具体与什么经历有关？我处于懵懵懂懂的阶段。
我先对阿锋进行认知疗法，但我也知道这效果不会太好。因为其实道理他都懂，他还蹲过监狱，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行为的重大危害？超出了人伦底线？
而且，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扭曲的“癖好”，更没法控制。我决定利用深度催眠，深入到他的内隐记忆层面一探究竟。
结果我惊讶地发现，这最早源于他初中时期的一个经历。
那时阿锋步入青春期，萌发了对异性的兴趣，也对性有好奇和冲动。一个周末的下午，他约一名女同学到家里玩。两人其实互生情愫，想彼此亲近，不知不觉就一起躺在了床上。
当时是夏天，女生穿着薄衬衫，被电风扇一吹，阿锋隐隐约约看到了女孩微微隆起的乳房轮廓。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动，正想去摸。此时阿锋的爷爷突然出现，大喝一声，“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两人吓了一跳，女孩蹦起来立刻跑了，爷爷把阿锋骂了一顿。阿锋当时非常难受，他本来有强烈的冲动，欲望被调动了起来，却一下子被打断了，得不到满足。
这件事形成的病理性记忆是复杂的，一方面有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女生乳房微隆的画面令他极度兴奋，形成了病理性的条件发射。另一方面也有欲望得不到满足带来的痛苦，进而形成的心理创伤。
从此，阿锋对身材丰满的成年女性不感兴趣，只对与当年那位女生年龄相仿、刚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女性有冲动，并逐渐发展为恋童成瘾。
发现了这个病理性记忆后，我学着Lucy的方法进行了一些简单处理。阿锋对未成年人女性的冲动大大缓解。
从那以后，我们逐渐意识到，虽然“心瘾”看起来是一个病理性条件发射，患者对特定药物、物品、行为、情景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渴求，但其实更深的层面上往往有叠加性心理创伤。患者在某些方面是压抑的、有心理缺失的，而成瘾带来的快感满足了患者这部分的心理需求。
这方面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文章有更多的分析、真实案例，也是我们的重大发现之一。
在武警医院时期，我们做了一件大事，救治了当时国内反抑郁歧视第一人——袁毅鹏。2007年，袁毅鹏先被上海精卫诊断为“抑郁症”，后来被上海精卫改为双相情感障碍（俗称“双相抑郁”），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和电休克治疗，但那时大众对双相情感障碍还不了解，所以媒体报道时都说是抑郁症。
在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时候，他供职的IBM公司得知后，要求他自动在家工作，后来又让他辞职。袁毅鹏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并坚决不肯提出离职。在跟公司协商、拉锯的过程中，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又被上海精卫诊断改为“双相情感障碍”，他一度吞大量的药品，甚至要跳江自杀。
他陷入了重度抑郁发作，丢了工作，出租屋房东把他赶出门，老父亲突然患重病无钱救治。他流落街头，在上海张江高科，用写着“抑郁该死”的纸牌挡着自己，地上放着一个碗乞讨。
袁毅鹏高举着“抑郁该死”的纸皮
当时我在新闻上看到他乞讨的画面，心里刺痛不已。他不断努力，考上了武汉大学，进入了跨国大公司，以为自己改变了命运，最终却因为罹患精神心理障碍乞讨度日，谁看见了不心疼？！他为何患上抑郁症甚至双相情感障碍？如果他落得这般地步却没有专业人士伸出援手，这绝对是对社会的巨大讽刺，也是我们精神心理从业人员的耻辱！
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斤两”，我觉得我们有能力、有意愿、也有资源能够帮助他及他的家人。得到院领导的支持后，我到上海张江高科的街头找到了披头散发的袁毅鹏，他和家人的戒备心都很重，即使我一再证明身份，也强调是免费治疗，也花了很大精力最后才说服他们同意到广州来。
袁毅鹏一开始很抵触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接受过国内精神专科最权威的机构的治疗了，别的机构怎么可能超越上海精卫呢？而且，当时武警广东总医院的知名度并不高。
住院后，我们对袁毅鹏进行了综合性治疗，包括他的家人也住到了病房里。当时Lucy参与了部分心理治疗，主要是给他进行了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处理了他曾接受传统电休克治疗带来的心理创伤。他的偏执型人格异常缓和了很多。
经过我们的持续治疗后，袁毅鹏有了明显的好转，他把一头长发剪短了，露出了阳光的笑容，愿意跟人交流了。因为当时的袁毅鹏已经完全丧失了社会功能，有严重的社交恐惧，Lucy还带他到咖啡店、地铁站等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做治疗，慢慢引导他恢复一定的社会功能。再后来，他在一些网友的帮助下重新找到了工作，现在他已经回到了生活的正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虽然当时的深度心理干预技术还没有现在的深入、完善，导致对袁毅鹏的心理干预留有遗憾，但现在我每次想起他，心里仍然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不管世人怎么说，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02、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发展中的“遗憾”
当然，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的发展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有过很多不足和遗憾。
比如上面有很多分析，其实是我们事后回头看才意识到的。那时候，我们对精神心理症状的心理根源认识得还是不够深入，还没有叠加性心理创伤、创伤修复的概念，更加不知道病理性记忆、记忆再巩固的理论。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临床中采取的仍是主流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技术，以认知行为疗法（CBT）为主，即使有些症状我们感到束手无策、难以解决，也没有意识到要进行创伤修复。
比如当时广州有一个中学女孩想自杀，幸好被抢救回来了，成了一件社会新闻。媒体记者打电话采访我。我说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有重度抑郁症，虽然这次生命保住了，但如果病情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她很有可能还会再次自杀，而且采取的方式会更隐蔽，因为她不希望被救回来。
我很想帮助她，等她生命体征稳定后，把她接到了武警广东总医院心理科接受免费治疗。我们当时想了很多方法，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还做通了她爸爸的工作，引导他要学会理解、尊重女儿。
那年圣诞节，我们为她准备了一个节目，她爸爸装扮成圣诞老人，到医院给她送礼物，她非常感动。后来，女孩病情大幅度缓解，并且出院了，她还提出再次接受媒体采访，说很感谢我们。
结果不久之后，她又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而且对我们非常仇恨，在网上攻击我们。后来听说她被送到广州脑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这也让我对这类型人格异常有了初步了解。
现在回想，其实这个女孩肯定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尤其感觉到“被人抛弃”，光靠精神药物和认知行为治疗，很难令她真正康复，更无法让她高效学习，快速回到她的成长道路上。可惜，那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去修复她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更没有意识到她还有学习障碍，也需要高效治疗。
还有一个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案例。当时有一个企业老总的儿子，被广州中山三院诊断为双相障碍，长期服药治疗，但效果不好，经人介绍找我就诊。
这个男孩的病情很特别，他说自己所有的低落、压抑、暴躁，其实都来自于一个躯体症状——大腿内侧非常疼。
他说，在小时候，他这个地方被人踹了一脚，当时非常疼，但后来慢慢减轻了，他也没在意。结果几年后，他又被人在同样位置用力踹了一脚，“哎呦！要命地疼！”
从那以后，他的大腿内侧就一直疼。他看过骨科、神经内科等等，都没发现器质性的问题，他的腿明明好好的，可他就是疼，几乎等于残废了。
他父亲甚至请过“气功大师”施过功、到寺庙捐过巨款功德等等，统统都没有用。这孩子觉得人生无望了，不想活了。
我当时觉得这难以理解，我还特意带他去过广医二院神经内科，再次用当时的先进仪器对他的大腿神经进行了专业检测，结果没有问题。我非常不解，明明大腿没问题啊，怎么就会疼呢？而我知道，他也确实不是装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对他做认知行为治疗作用不大，因为这个疼痛不是认知上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其实这是非常典型的、由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的躯体化症状，是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如果能进入他的内隐记忆层面，精准化找到并修复这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症状可以迅速缓解，快速消失，也能够实现快速撤药。第5次创业时，我们处理过不少这样的症状，效果很好。
而且，这孩子的家庭关系也存在很多问题，父母存在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这是他被人踹了两次，就容易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的更深层次根源。他还有明显的学习障碍，难以专注地学习。
可惜，那时候我还意识不到，没有对他进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家庭治疗和学习障碍的处理。后来他失望地出院了，一想起这孩子，我就觉得十分遗憾。
那时我们还接诊过有“性别烦躁”而抑郁发作的青少年，他们生理上是男性，却想变成女性。他们跟父母产生剧烈的冲突，甚至威胁父母，如果不让他们变性，他们就自杀。我听了觉得非常揪心。
可当时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搞不明白这些孩子为什么想变性，只能针对孩子的情绪症状进行治疗。在心理治疗中，也只是采取主流的流派和技术，但收效甚微，这部分孩子很偏执，固守自己的认知，根本说不动。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所谓的“性别烦躁”并不是天生的，至少有部分人是因为后天的心理社会因素，比如严重的校园欺凌、情感挫折等等，还受到了西方“LGBTQ+”文化的影响。
如果能深入到他们的内隐记忆层面，修复这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引导他们建立更积极的认知后，他们很可能不再想改变生理性别。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包括上面提到的免费救助袁毅鹏，虽然他很大程度恢复了社会功能，从临床角度看，他是康复了，但如果当时我们有现在的认识和技术，肯定效果会更好。
可是我们当时也未能深入地理解这一点，也未能给他提供更加深入的心理干预和家庭治疗，这也是一个遗憾。
03、放弃入伍后，我离开了武警广东总医院
我在武警广东总医院当了6年心理科主任，并兼任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的主任。医院领导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我非常感激。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我们不久就能实现深度心理干预技术的突破。
可是，一连串的医院人员变动，差点打破了我们当时取得的技术发展。
武警广东总医院是部队医院，按理来讲，所有的科室主任都应是部队人员。当时，由于我和另一个科室主任是社会招聘进来的，我们俩是院内唯二非部队人员的科室主任。后来，那个主任也入伍了，我变成了医院唯一的非部队人员的科室主任。
2009年，廖院长找我谈话，说要特招我入伍。我当时很错愕，说这是个大事，我得回家跟家人商量下。
我的丈母娘很开心，劝我赶紧入伍。在老人家心目中，入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有很多福利，关键是非常稳定。但我的爱人Lucy不认同，因为她知道我一旦入了伍，可能我就没法继续追求我的人生目标了。
我的想法跟Lucy的一样。如果我入了伍，就必须服从部队的调配和要求，我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到部队里去，给军人们做心理治疗。这个工作当然也非常有意义，但并不是非我不可。我当时还是一心想在成瘾疾病的多学科诊疗实践（MDT）上深耕。
在人生重大抉择的分岔口上，我放弃了稳定，再次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廖院长听了我的婉拒后，非常震惊，“何主任，你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想入伍吗？”我很不好意思，但还是解释了我的想法。廖院长当时有些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2013年，我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当时医院院长换届，新的院长对医院的发展重心和理念有新的想法，更关键的原因是，我不是部队人员，所以我不能再当心理科主任和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的主任了。
其实，当不当主任并不是重点，而是当时的医院领导说，我只能在心理科门诊当专家，不能负责治疗住院患者。这让我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我只能简单地给患者问问诊、开开药、收治入院，但没法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系统性治疗。
当时的心理科病房、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都是我一手建立的，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充满着感情。这个中心就像我的孩子，他6岁了，即将上小学了，即将开始心身健康地茁壮成长了，却突然夭折了！那种心情无以言表。所以，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我在努力控制。
而且当时领导这么安排，岂不是成了利用我的名气把患者吸引过来，我却又无法对他们负责任？这严重违背了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有朋友也替我感到惋惜，甚至说这是医院领导对我的“侮辱”。我觉得客观上也算不上侮辱，只能说理念不一致，领导也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和考量。
我很痛苦，也很纠结，我想离开武警医院，但又不知道该去哪里。Lucy看在眼里，她也很心疼，但她支持我一定要离开，坚定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她给了我提出辞职的勇气。
我清楚地记得，在离职那天，我平静地对医院领导说，“领导，我只说两句话：第一句，当主任当领导不可能当一辈子，但是做人做事却可以做一辈子；第二句：今天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重要，但5年后、10年后，回头再来看的话，这根本不算个事！所以，按照领导说的，咱们好聚好散！我走了！”虽然我当时不知道下一站我到底去哪里，却毅然地离开了武警医院！
其实，回想起在武警广东总医院那6年，我仍然是心怀感激的。
我感谢时任领导廖院长、刘院长和田院长，是他们给了我施展拳脚的机会，让我从一个小医生一跃成为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在组织管理上得到了非常重要的锻炼。
我感谢当时的团队，如果没有他们，我凭一己之力也没法在成瘾疾病领域做出那么大的影响力和社会贡献。
我感谢那段奋斗的时光，让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上有所突破，懵懵懂懂地撞入了人的内隐记忆层面的大门，为以后的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当时做出的决定，我也做到了当初所言的内心云淡风轻。
在武警医院时，我曾经接受央视《走近科学》采访，那位董记者了解了我当时工作的社会意义后，突然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何医生，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打压，请一定别放弃！
我先是有点吃惊，然后感激他的关心，但我说，没关系，我不会在意的。
他看我很淡定，很惊讶，问为什么？我不得已，跟他说了我的成长经历。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哥嫂把我养大的，我自幼就经历过那么大的打击和变故，所以，我不会再恐惧任何困难和打压。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从不会因为害怕前路的变数而选择安稳。
董记者又惊讶了，说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大夫。他有所触动，又想了一会儿，问我要了一张全家福，在《走近科学》的那一期节目中加入我的成长经历。那张全家福我现在都找不到了，没想到竟永远被记录在了央视节目里。
我接受《走近科学》的采访时，谈及我的成长经历以及我儿时的全家福照片
董记者说我是个孤独的英雄，我当时就笑了，我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最多只是有点英雄情结吧。
虽然嘴上说得轻松，但离开了武警医院后，我也是难免有过焦虑而迷茫，接下来何去何从？我不知道。
机缘巧合下，我很快就发现了竟然有一个地方符合我心中所想，老天关上了一道门，但开了一扇窗！深度心理干预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下一阶段。下一篇专栏文章继续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