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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我频繁发文章、视频，是想当网红医生吗？
02、坚持写文章、拍视频，是团队的共同努力
03、我们经常点评社会热点，是不是蹭流量？
04、希望大家通过社会热点，学习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
文 | 何日辉
发布 | 晴日心理
01、我频繁发文章、视频，是想当网红医生吗？
有不少网友对我感到好奇：
何医生，你不应该每天忙着给病人看病吗？怎么会有时间那么多时间写文章，拍视频？
有的可能问得更直接：
何医生，你会不会其实不懂治病，而是想当“流量网红”啊？
我完全可以理解这部分网友的疑问。因为绝大部分临床医生每天都从早忙到晚，要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号，别说写文章、拍视频了，可能连按时吃饭都难以实现。
不过，我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临床医生，下面我会再解释。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自媒体账号有了一定的粉丝量，但离“网红”还很远。我本人也不想成为“网红医生”。在传统媒体主屏的时代，我曾经接受过央视“新闻联播”、“走近科学”、“心理访谈”等权威媒体和节目的采访，对于所谓的“成名”，我已经风轻云淡了。
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坚持发文章、发视频，一来是想把临床深度心理干预的突破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发现，尤其是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后，所发现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知道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是怎么在后天形成的，如何预防，怎么更快地康复等，这与传统的精神科大夫、心理咨询师、甚至心理专家的认知，有根本性的不同。
二来是能让更多患者群体了解我们，如果对我们感到信任和认可的话，可以考虑前来诊疗。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医疗机构必须采取的生存、发展方式。
其实，现在网上谈精神心理问题、家庭教育问题的自媒体账号有很多，对比起一些浏览量动辄几千、上万的大V，我们的声音还是比较微弱的。在互联网这片大海里，我们的账号还是个小鱼小虾。
但我也发现，现在网上很多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甚至心理学教授所分享的心理学知识其实是非常低效的，甚至是不科学的，很容易误导大众，而很多人未必有这个识别能力。
所以，哪怕我们的声音再微小，也坚持写文章、拍视频，传播更加高效、深入科学的知识。希望能对更多人有积极的启发，尤其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群体加快康复。
哪怕我们的内容最终只是帮助了一小撮人，那也是很有意义的。
02、坚持写文章、拍视频，是团队的共同努力
其实不止网友，很多我过去的老同学、朋友也感到奇怪：
老何，你每周发好几篇文章，2、3条视频，还是原创的，这也太高产了吧！
有的朋友还会夸我：
老何，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写文章！
其实，这是我们团队工作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会亲自写文章，发在新浪微博上。但我现在已经是第6次创业了，早就结束了单打独斗的阶段。我很早就意识到创建团队的重要性，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但一个团队能做的事情很多。关键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要把事情做正确。
我目前的团队中的小伙伴们，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各有所长。
我难以抽出大片的时间亲自写文章，那就在临床工作的间隙，构思好文章的主要内容，向团队中的伙伴口述，然后由他们整理成文，我再进行修改、审核，最后大家一起校对，尽量确保文章不出错。
我向团队小伙伴口述文章的工作图片
至于拍视频，也是类似的道理。
我面对患者、家属能够自如地表达，专业知识信手拈来，有朋友还夸我说话的感染力很强。但可惜，我一面对镜头有点拘谨，没法以短视频的方式侃侃而谈。如果光靠我自己的力量，恐怕我会NG无数次也拍不成一条满意的视频。
所以，我也会先向团队小伙伴口述内容，他们整理成文字后，再输入到提词器上，我一边看着文稿、一边说，就流畅多了。
而且，熟能生巧，随着我们写的文章素材越来越多，我录视频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大家配合默契，经常很快就能完成一篇文章、一条视频的制作，并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
只不过，因为文章和视频的主要内容和思想都来自于我，所以最后署上了我的名字。
除了有团队的力量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我有意识地让自己不要太忙碌，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思考、总结、不断进步。
绝大部分临床精神科大夫都很忙，尤其是公立大医院的，给患者看病已经让他们非常劳累了，加上必须做的科研，非常辛苦，往往很难挤出时间学习、思考。
我当过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还当过心理科主任，我深深地知道这种感觉。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或者超市的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重复劳动，似乎总在原地踏步。我也很想不断学习和突破，但精力和时间非常有限。
我刚离开体制进行创业时，虽然有了更多的自由度，但我也还是很忙，每天接诊大量患者，经常深夜才下班。当然，这也是创业和积累临床经验上的必经之路。
但从第5次创业开始，临床深度心理干预技术发展成熟了，创业也站稳脚跟了，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工作量。
比如，我们机构实行了预约面诊制，不提前预约的，即使找上门来了，也无法接待。而为了保护好患者家庭的隐私，让他们有更好的就医体验，我们每个时段只会安排一个家庭的面诊，机构里没有其他患者或家属。
而每个患者家庭确定接受深度心理干预后，每周也只会前来接受1到2次。但当然，每一次进行的时间比较长，有时会达到3、4个小时。患者过于频繁地接受深度心理干预的话，反而不利于疗效的沉淀。
在这种设置下，我就能腾出一些时间做其他事情，比如口述文章、录视频，又比如阅读、学习和思考，不断拓宽我的认知边界，并不断总结临床深度心理干预中的突破性发现，甚至形成新的理论，这又能反过来促进临床实践诊疗的水平。
我如今的工作模式，更有利于我一边科普精准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一边在精神心理障碍领域的无人区进行探索。
03、我们经常点评社会热点，是不是蹭流量？
还有的网友提出质疑：
何医生，你经常点评社会热点，动不动就分析新闻里的人，你这难道不是蹭热点吗？！
而且，精神科大夫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精神心理问题时，不应该遵循一套规范、专业的流程吗？不应该在诊室内进行吗？怎么能连那个人的面都没见过，就说他们有精神心理问题?
这种声音我也非常理解，这甚至是大部分精神科大夫持有的观点。
2013年，我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精神医学会议。当时，一位非常权威的精神科专家在会上说：我们精神科医生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坐在诊室里看病，对外面的事莫多加评论，也与我们无关。
很多行内专家只想专注临床，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可以理解。但过于沉默，人人自清，或许就无意中成为了某些恶劣社会现象的“帮凶”。
自始至终，我都认为精神科大夫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埋头治病、做研究，还在于积极地向社会分享临床的突破性发现，披露精神心理问题背后的根源，更好的预防悲剧的发生，这是一级预防，社会意义更大。
即使我们有时说得不全对、不全面，但能引起大家的讨论，令更多人对精神疾病有防范意识，这也是利大于弊的。
而一些社会热点、名人时事往往能引发舆论关注，我们挖掘事件中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通过文章或者视频表达出来，大众也更容易看到和接受，因为清清楚楚的例子就摆在眼前。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蹭热点”只是传播科学高效知识的途径，并非最终目的。甚至，有时候“蹭热点”是最终无意中的结果。
像我们之前分析的大学生杨元元，出身寒门的她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却选择自缢身亡，令社会震惊！这其实不是热点，事件都过去好多年了。
但这个悲剧中隐藏了大量精准精神心理问题的知识，尤其是很多父母都没有意识到的家庭教育隐患，我们最近拿出来分析，结果阅读量冲上100万+，很多人读了都有很大感触。
而我没有跟那些新闻人物面对面交流过，就分析他们可能有哪些精神心理问题，到底是否妥当？这要看从什么角度出发。
1937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为了保护病人与潜在病人的隐私和名誉，避免公职候选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被政敌利用、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为了防止心理疾病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污名化，因此制定了“戈德华特守则（Goldwater Rule）”，禁止精神科医师在未经亲自诊断或未经病人授权的情况下，评价后者的心理健康情况。
应该说，这个守则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和弊端——如果一个掌握权力的公众人物，ta明明有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但ta自己没有意识、也不就医，要是这时精神科专家们发现了问题也不吭声的话，这个公众人物反而很可能做出有害社会的决策。
那这时候，盲目遵从这个守则就是弊大于利的。
2017年，35位美国精神科专家就因此违反了这个守则。他们发联名公开信，指出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极有可能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要求他接受规范化的诊疗，否则可能无法胜任总统的工作，危害国家稳定。
很多人质疑这封公开信不符合“戈德华特守则”，但35位专家仍坚持发声，不改立场。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对的。
而且类似的发声，我也进行过。2009年，“杨永信电击青少年”事件首次被媒体披露。
我又震惊，又愤怒，杨永信对青少年所做的根本不是什么治疗，而是酷刑，是用暴力迫使孩子们屈服、顺从！这会对他们的心身造成巨大伤害，甚至导致他们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在博客上发文批判，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他的精神科医生。而且我本来以为，杨永信这么过分、极端的行为，肯定会引来很多权威精神科大夫的反对，促使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结果，国内精神医学领域一片静悄悄，除了我，没有人公开发声，更别说合力阻止这种非人道的“治疗”了。
于是，这个新闻热点很快就过去了，杨永信和他的临沂四院网戒中心继续收治了数千名青少年，对他们实施心身伤害。
2016年，杨永信及其机构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头浪尖，我当时给国家卫计委（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卫健委）寄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依法彻查，但石沉大海，其他精神科医生也一如既往地沉默。我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我对此表示失望。
2016年，我就“杨永信电击青少年”事件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在那近10年里，我是唯一一位站出来公开反对杨永信的精神科大夫。有的人认为我与杨永信只是“学术之争”，只是代表了不同的临床意见和流派。
这也是精神病学、甚至精神医学有时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点。那些青少年都被电击得大声求饶了，他们明显是因为恐惧而表现得听话、懂事，但在很多精神科大夫眼里，这就是治疗有效、症状全消，僵化地从学术的角度看待杨永信的“独特疗法”。
也有的人可能以为我是跟杨永信争夺患者资源，但其实单纯的网瘾青少年从来不是我的主要接诊范围，即使从事成瘾疾病治疗时，我主要针对的是物质成瘾患者。我跟杨永信没有利益之争。
直到杨永信建立的临沂四院网戒中心被关停后，才陆续有体制内的精神科大夫对此进行批判，而且是隐晦的、不指名道姓的。
包括我担任武警广东总医院心理科主任时，我主动救助国内反抑郁歧视第一人——袁毅鹏，我到上海街头找到了披头散发的他，说服他和家人接受免费治疗，这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出于内心的责任感，我想去帮助这个人，减少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我们一度谢绝媒体的采访，保护他们一家不被打扰。
04、希望大家通过社会热点，学习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
当然，我现在点评社会热点、社会人物，跟上面的出发点有所不同。
我希望大众能够从一些公开事件、公众人物中，学习一些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从而令自身的生活、家庭更加幸福美好，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只是单纯地“吃瓜”。
所以，我仍会坚持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我也期待我们推出的文章、视频能够给大众带来以下收获：
第一，帮助大众掌握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尽可能看清楚社会事件背后的真相，避免惹祸上身。
社会上不时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件，明星丑闻、名人突然离世、极端伤害案件等等。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又或者只从道德高度进行指责，甚至一味抱怨世风日下，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其实，这背后往往是深层次的精神心理问题，尤其是非常常见的人格障碍。我们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科普人格障碍的识别和应对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够提前防范，别让新闻里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
第二，如果孩子罹患了精神心理障碍，希望这类父母不要病急乱投医，也不宜完全把孩子的康复希望都寄托在精神科大夫和心理咨询师身上。父母要学会“自我家庭治疗”，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助孩子加快康复。
我们在文章、视频经常介绍“自我家庭治疗”的知识，尤其是父母如何尽量修复孩子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这能有效缓解病情，让孩子复学更顺利。
第三，我们尤其会对青少年、学生相关的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因为他们出现的问题，往往折射出其原生家庭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往往采取了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
我们希望通过深入分析，引起家长们的深思、警示，采取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尽最大的能力预防悲剧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并引导孩子成人成才。
2021年3月，美国埃默里大学的一年级中国学生张一得因为罹患抑郁症，自杀身亡。他的父亲是广州本地有名的育儿专家“一得他爹”。
张一得从小就显得坚强独立，阳光自信，学业也非常优秀。“一得他爹”一直秉持独特的家庭教育理念，又因为儿子的优秀，受到很多父母的推崇。
可是，张一得罹患了抑郁症，还在国外自杀离世，这说明“一得他爹”其实并未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与儿子建立真正亲密的亲子关系。
也就是说，目前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科学家庭教育”知识，其实并不完全科学，有很多仍然只能从外显记忆层面理解人的心理活动，没有深入到人的内隐记忆层面，尤其是家庭关系对孩子的影响。
我不断分享精准精神心理学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这是我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会一直做下去的事。
我从小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一度也自卑过、敏感过，非常在意外界对我的看法。
可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清晰的人生目标，知道了我此生的意义。我不再在意外界的评价，而是向内寻求自我肯定，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