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军旅，转战民航
李培英在18岁那年，充满激情和梦想，选择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了124部队通信连的一员。每天，他都要与战友们一起检查通信设备，确保其运行正常，以维持部队之间的顺畅通信。
军旅生涯结束后，李培英选择了另一条专业道路，进入了民航十四航校，开始了他的民航学习生涯。在航校中，他学习了飞机的基本构造、航空通信系统以及航线管理等知识。航校的学习生活与军队完全不同，这里更多的是理论课程和模拟训练。
1972年，李培英从航校毕业后，被正式分配至民航北京管理局。他被安排在机场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督和保障机场的安全运行。他所在的团队负责对进出机场的所有行李和货物进行安检，确保没有任何安全隐患。
攀登高峰，权责兼备
1989年，李培英走上了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局长的岗位，这一职务让他正式进入机场核心管理层。这是一个需要极高综合能力的职位，他必须承担起机场内外部安全工作的全面统筹。每天的工作繁重而紧张，他不仅需要对机场内部的安保情况了如指掌，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如非法携带物品入境、偷运违禁品等复杂案件。
他作为公安分局局长，负责组建了一支反应迅速、训练有素的机场公安队伍，并推动了机场安保系统的技术升级。他还参与制定了多项机场安全工作的新规定，比如优化行李安检流程，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等。这些措施在维护机场安全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也让他的工作得到了更高层的关注。
随着工作的推进，他被提拔为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职位范围进一步扩大，职责更加多样化。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接触到更为复杂的资源调配和运营统筹问题，尤其是国际航班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
到2003年底，他晋升为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这让他彻底站在了中国民航业的权力核心。首都机场作为亚洲最大的航空枢纽之一，运营管理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他接管了包括基础设施扩建、运行效率提升等诸多重点工作，同时还负责与多个国际机场的合作事务。他逐步推进首都机场的现代化建设，推动了新航站楼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将其打造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航空枢纽。
到2007年1月，李培英进一步兼任集团董事长，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在这个位置上，他全面掌控了首都机场的战略方向，并主导了多个大型航空项目的实施。从基础设施投资到运营模式改革，他在各个方面试图引领首都机场成为全球最先进的航空枢纽之一。
赌博的沉沦
1989年，李培英第一次接触赌博，那是在一次赴美公差期间，由朋友带领走进了拉斯维加斯赌场。这座城市灯光璀璨、夜夜笙歌，充满了诱惑与刺激。当他坐在百家乐赌桌前时，一切似乎变得简单而直接：下注、发牌、等待结果。一局局游戏带来的输赢瞬间，似乎让他忘却了职场中的紧张和压力。他很快迷上了这种感觉，从最初的小额下注到逐渐加大筹码，他开始频繁光顾赌场。
在担任基层公务员的时期，他的赌博活动还停留在小范围内，参与的是一些普通牌局或低额下注的游戏。然而，随着职位的升迁，他的赌博行为也变得更为大胆和频繁。担任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局长后，他开始接触到更高层次的社交圈，也有了更多机会涉足大型赌场。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小额赌博，而是逐渐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国际出差期间，他经常抽出时间光顾当地的赌场。他对“百家乐”情有独钟，这种游戏规则简单，但风险和收益都极高，他的赌资逐渐从几万增长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进入更高职位后，他的赌博活动愈发隐秘，同时也愈发大胆。他不仅在境外赌场频繁活动，还开始参与更为特殊的赌博场所，比如停泊在公海上的豪华赌船。在这些场所，李培英与许多富商、高管甚至国际赌客同台。他在赌桌上的筹码从几十万元一路飙升到数百万元，有时一局的输赢就能达到普通人一生的积蓄。
李培英的生活逐渐分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每天下班后，他会立刻从首都机场乘坐航班前往香港，直奔赌场。他的行程被安排得滴水不漏，到了赌场，他立即投入到百家乐的赌局中，彻夜鏖战。而到了凌晨时分，他会搭乘最早的一班航班回到北京，继续以首都机场集团负责人的身份投入工作。
在香港赌场的多个夜晚，他输赢惊人，甚至一晚输掉了400万元的记录。这种双面生活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让外界几乎没有察觉到他沉溺赌博的事实。
巨贪被查出
2007年，国家审计署对首都机场集团进行了一次常规性的财务审计，这本是集团年度工作中的一部分。然而，审计人员在核查账目时发现了一些异常的资金流向。首都机场集团在财务报告中显示，有6亿元的资金被委托给民间公司进行理财，但账面显示这些资金已经亏损了3.8亿元，仅剩下不到2.2亿元。
在深入审查这些理财资金的流向时，审计人员发现了更多不寻常的迹象。这些资金并没有按照正规的理财流程运作，许多交易缺乏必要的合同和凭证。一些资金甚至直接被挪作他用，而其中一笔高达8520万元的款项，竟然通过投资经理李松鹤的操作，直接转到了时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李培英的账户中。这个发现使得整个调查迅速升级，审计人员将所有相关资料提交给了上级部门，案件被移交至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侦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李培英在职期间的大量违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在他的主导下，集团内部频繁进行违规投资和对外拆借资金，总金额高达88.49亿元。而其中，有63.86亿元的资金被李培英直接调动，用于各种不明用途。这些巨额资金的运作几乎没有受到有效监管，而李培英本人则通过这些操作获取了巨大的个人利益。
除了资金挪用，调查还揭露了李培英长达二十多年的贪腐行为。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利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等权力，向相关企业和个人索取贿赂，累计受贿金额达到2661万余元。他甚至直接侵吞集团的理解基金公款，将8520万元占为己有。
随着审计报告的完成，案件的核心线索逐渐清晰。2008年2月4日，李培英被正式逮捕，他的所有资金流动记录、项目审批文件以及个人账户信息被全面冻结和审查。
终审天平
2009年2月10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培英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这场备受瞩目的案件在法庭上揭开了李培英腐败和贪污的细节。在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银行交易记录、非法资金流向、项目招标过程中的受贿细节等。法庭确认李培英在任职期间犯下了受贿罪和贪污罪，其中受贿金额特别巨大，并且涉及索贿情节。最终，法院认定他犯有两项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涉嫌挪用公款1500万元的指控，因证据不足未获最终认定。
面对死刑判决，李培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主动配合调查，检举揭发他人，以期获得减刑的可能性。他向有关部门提供了多条线索，这些检举材料被逐一核实，但李培英的涉案金额和犯罪性质已使案件进入了极为严肃的阶段，他的希望仍显得渺茫。
一审结束后，李培英认为法院的判罚过重，于2月19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为避免死刑的执行，他在上诉材料中强调自己在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并补充了更多与案件相关的细节，以此试图争取二审法庭的宽大处理。
2009年3月1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济南开庭审理李培英案的二审。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李培英的罪行及其判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检察机关重申了一审中的主要证据，特别是李培英巨额受贿和贪污的事实。同时，检察官指出，李培英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造成了巨大的国有资产损失，其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为负面。
李培英的辩护律师则试图为其争取从轻判罚。他们提出，李培英虽然涉案金额巨大，但案发后主动检举他人，提供了其他案件的线索，并表达了悔意。同时，辩护方还对一审中部分证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希望以此为依据重新审视案件的量刑。
庭审持续了多个小时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休庭，将择日宣判。7月6日，经过数月的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了李培英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并依法将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后，确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李培英的死刑判决。2009年8月7日，李培英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执行死刑。
参考资料：[1]罗洁琪.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被执行死刑[J].财经,2009,0(17):11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