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性盛会。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并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八大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邓小平，为八大的召开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全力筹备八大

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召开，此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邓小平承担了筹备八大的重任，完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承担宣讲会议文件、组织选举八大代表等工作。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开始。1955年4月，邓小平拟出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和修改党章、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报毛泽东审阅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邓小平同时在这两个名单中。邓小平还承担大会以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1955年9月7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邓小平对大会所作的解释和说明，仅在中央全会以上的会议上就达4次之多。毛泽东于1955年9月18日在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上批示：“我认为可以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作了关于决议（草案）的说明，着重对八大与七大间隔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八大的酝酿过程等作了解释。

邓小平承担了组织选举八大代表的工作。1956年3月至5月，他多次主持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他要求各地区党的代表大会对所有候选人加以郑重地审查，对于不适当的候选人，应加变动。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雪峰回忆，筹备工作中最早的拟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这项工作，“就是由小平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6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后来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经过几上几下的酝酿协商预选出的中央委员会170名候选人名单，就是在这400人的范围内产生的。可以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整个八大筹备工作虽然紧张繁忙，但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

邓小平还对大会讨论的重点提出意见。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像工业这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一点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篇、二十多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邓小平的意见受到毛泽东重视。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通知。

二是主持起草会议主要文件。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到1956年已经整整11年了，中共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改党章势在必行。邓小平主持了党章的修改工作。他对这一项工作抓得很紧。当时任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的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党章初稿于1955年10月20日完成后，小平同志就批示分发给我们再进行修改。……（1956年）4月初，他又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党章问题。当各种意见讨论得差不多时，毛泽东同志于4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党章修改工作虽然很费力，但是我们思想上没有顾虑，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任何意见，气氛很活跃。总的说来，在小平同志主持下，进行得比较顺利。

1956年5月3日、4日、5日、14日、19日，邓小平5次主持召开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党章问题及党章修改稿。

邓小平在主持党章修改时，自己也从内容到文字表述对稿子进行了反复推敲和修改。1955年10月修改初稿时，他加写了“人民解放军党组织”一条。1956年4月他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党章修改稿时，自己动手对第二次修改稿作了修改。1956年5月他主持修改党章期间，又一次自己动手对第四次修改稿作了重要修改。

5月28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党章修改稿交各地方、各单位讨论的通知》，布置各地方各部门党委立即指定一部分同志进行研究，并且利用最近召开的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外组织代表进行专门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7月下旬，他主持起草委员会会议和起草小组会议，根据各地上报的讨论意见，对稿子又进行了修改。

8月5日，邓小平将党章修改稿的第37条即关于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个方案较七大党章确定的中央组织机构形式有如下变化：增加中央副主席若干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把中央书记处置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之下；增加在必要时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职。这个方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8月15日，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将这个方案写进党章修改稿。党章修改稿自此基本定稿。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项工作是穿插进行的。邓小平在主持修改党章的同时，也主持了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年2月他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前夕，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党章报告问题。6月1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具体布置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稿的起草工作。在胡乔木写出初稿后，邓小平于7月23日、8月12日作了两次修改。他重点就报告稿中提到的党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变化，由此引起的党组织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和党的建设的总任务等补写了一些重要内容，并在文字上作了细致的推敲。比如，在报告的第二部分，邓小平补充列举了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加写了“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的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十分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等内容。据李雪峰回忆，毛泽东曾向邓小平建议把党章修改报告写得短些。邓小平要求修改报告写到3万字（定稿时2.9万字）。8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一次集体讨论修改后，将修改党章报告稿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连夜进行了修改，并批示：“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酌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至此基本定稿。

修改党章的报告完成后，邓小平又将精力集中到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上来。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起草和修改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各种修改稿达80多份，大的修改有5次。作为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了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工作。

三是负责审定大会发言稿等工作。八大召开开幕式上，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大会秘书长。他既要参加主席团会议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还要和大会秘书处负责所有大会、小会的具体安排和外国兄弟党代表团的活动。大会中间20分钟休息时间，他还多次同主席团常委会其他委员一起会见有关兄弟党代表团。他不仅精心组织代表准备大会发言，还亲自审改大会发言稿。会议共收到发言稿180多篇，既有中央领导人的，也有基层代表的。最后在会上安排口头发言的有68篇，书面发言的有45篇。大会发言稿相当一部分是大会期间审定的。罗瑞卿、谭震林、徐向前、彭真、邓颖超、刘澜涛等人的发言稿都曾由邓小平审阅或修改。比如，邓小平在审阅罗瑞卿的发言稿《关于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执行党在肃反斗争中的正确路线的若干经验》时，批示：对反革命活动，帝国主义、国民党还不断派特务进来，须举一二例子（每个例一两句话）。并建议罗把发言稿直接送毛泽东看。可以说，邓小平是八大会议期间最忙的人。

◆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着重阐明了党的建设问题。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国共产党朋友高度评价这次大会，认为它“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代表大会似乎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日子”。八大的成功召开，与邓小平为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和付出的艰辛领导是分不开的。

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1956年9月16日下午，邓小平健步走上大会主席台，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是他在八大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

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党的地位，使中共面临着新的考验。邓小平提道：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比如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

邓小平结合党在执政后面临的新情况，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这一重要观点。他指出：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对于执政的党而言“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我们就能得到成功，如果违背群众路线，我们的工作、人民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他强调：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

◆邓小平与朱德（右三）、董必武（右一）、林伯渠（左一）在八大会议期间留影。

邓小平指出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正确态度、途径和方法。他说：“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等。他还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比如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等。

邓小平深刻总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提出，在处理这些关系中，既要反对过度的集中，又要反对分散主义，而在目前，主要地是要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的下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问题。邓小平指出：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邓小平同时指出，不能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不能只有集体领导而没有个人分工负责。他说：

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

在论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还对加强党内外监督问题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内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了在全面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对毛泽东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一些兄弟党代表评价该报告“在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上提出了和阐明了理论和政策问题”，不仅对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八大胜利闭幕后，随即于1956年9月28日召开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52岁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事，早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就提出来了。　1956年8月5日，邓小平将专门委员会提出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即党章第37条草案，批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核阅。毛泽东审改这一方案时，在“副主席若干人”之后加写“和总书记一人”。这表明，毛泽东已在考虑选出一位总书记，以同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一起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9月1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邓小平表示有些诚惶诚恐。他说：“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并表示，自己还是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对邓小平的表态，毛泽东说：“秘书长变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是外国的总书记。”

毛泽东顺势对邓小平作起了宣传。他说：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除了宣传邓小平的这些优点，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推荐邓小平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还因为他“是少壮派”，“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在毛泽东看来，多几道“防风林”，“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

关于邓小平婉拒总书记一职，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提供了另一个场景。据他回忆，八大会议期间，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他怕刘少奇找他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门口准备着。常委们里面说话，他都听得清楚，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出任总书记。当时邓小平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门外。接着是周恩来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都帮着动员邓小平。这时，刘少奇说话了：“主席，我看都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都异口同声地说：“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邓小平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是因为小平同志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经得起考验，应该把这副担子交给他”。

八届一中全会一闭幕，10月5日，邓小平就主持召开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书记处的工作职责、范围及处理各方面工作的具体规程。会议明确规定：“书记处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决定，书记处按照这些决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够尽到‘挡风’的责任，又要不犯越权的错误，并且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书记处还有其他职责。

据在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雪峰回忆，邓小平后来告诉他们说，在中央决定他担任总书记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专管党务，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仅负责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去做，抓全面工作，发文用中央名义。实际上是赋予书记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的信任。在以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中，对承办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一般都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转出去。

对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后职责的变化，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评价说：

他在1954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过程。但是1956年当上总书记以后，他成了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他既要抓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还要同各省的领导打交道。在毛泽东的全面领导下，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为政治局常委提供工作指导，由政治局作出决定，然后交邓小平执行。

八大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从此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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