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伟人在率领中央机关进京前夕，郑重表态决不当李自成！很多人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把李自成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他本人以及他的队伍腐败变质”，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从根本上来说，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腐败变质！
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
公元1644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在清朝是顺治元年，在大顺朝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表明，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而且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坐庄的明朝一败涂地。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明朝就此覆亡。
只用了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驻扎在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伙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投降了大顺政权。清朝趁机收取关外地区，大顺政权与清朝政权隔关对峙。
此时，明朝政权虽然覆亡，但明朝残余势力盘踞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即将霸占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之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处于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继续奉行崇祯年号。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方继续维护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大顺和大西政权虽然已经有明显蜕化倾向，但还没到质变的地步。
大顺和大西政权实行的政策，仍然是以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为主。当1644年春夏之交，大顺军攻占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后，老百姓都欣喜若狂，除了极少数官绅地主还死心塌地效忠明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他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大顺政权上面，官绅地主与大顺政权并没有势不两立。
事情的变化就在公元1643年10月，明军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之后，明朝官绅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随即发生根本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明亡顺兴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所以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是主动投靠，有的人是被迫投靠。
当时的现实情况就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从北京败退之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武官员都把投靠大顺政权看作是唯一的出路，因为他们不可能去投靠地处偏远的辽东的一个满洲贵族的清政权。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不过是易姓改号，满清政权入主中原则是亡了天下，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汉族官绅由于这种心理，在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整个黄河流域之时，到处都是望风归附的景象，极为震撼人心。尤其是李自成率部攻占北京时，不仅百姓列队欢迎，明朝在京的官员两三千人中只有二十人自尽，其他全部望风归附，这些官员争先恐后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
由平西伯吴三桂和辽东巡抚黎玉田率领的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在得知大顺军已经攻占北京，明朝覆亡后，就连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宣布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还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前往收取四川。除了辽东外，已经基本上都归大顺政权接管。
历史是很公平的，它曾经给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他并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李自成没有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他统一全国的主要对手；二是李自成没有认识到，大顺政权建立起来后，必须休养生息，对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
崇祯上吊
李自成没有吸收明朝覆亡的教训，没有在最大限度上争取汉族各阶层、尤其是汉族官绅势力的支持。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明朝中期以后就很明显了：汉族官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谁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谁就能够稳定自己的政权，并且遏制和解决辽东新兴的满清政权。
李自成最致命的弱点和不足就在于，他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对全国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没能采取正确的政策：一是没能及时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用轻摇薄赋、整顿吏治的政策来取代追赃助饷；二是在军事部署上也严重缺乏战略眼光。
先说追赃助饷政策。在公元1643年之前，李自成为了维护贫困农民利益实行了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以及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益庞大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他攻占北京以后，通过接收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宗室、国戚、勋贵和太监的全部家产，解决了军队和政权的经费。
就算是需要向官绅士民增派部分赋役，按道理数量也应相当有限。如果此时李自成能够把政策从“打击官绅地主”调整为“保护官绅地主的利益”，那就一定能够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关外满洲贵族清政权的联合阵线。在这个问题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比李自成要更有战略眼光得多。
如果李自成这样做，关外的满清政权面临的将是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双方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大顺政权必然会越来越巩固，而满清政权在人口、物资方面的劣势肯定会越来越明显，那就意味着，大顺政权在和满清政权在争夺统一全国时将会毫无悬念地胜出。
实际上，李自成的大顺军并没有对政策作出及时调整，继续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大量的证据表明，大顺政权在1644年6月兵败退出北京之前，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都是以追赃助饷政策代替了赋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都捉拿本地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尤其是北京，聚集了明朝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3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全都发往各营进行追赃助饷。等到4月8日，李自成发现追赃助饷政策在政治上已经对大顺政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而下令停止，要求释放被押官僚。但实际上，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政权兵败退出北京。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大顺政权追赃助饷政策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说明即便已经建立政权，李自成等人仍然没有忘记穷苦兄弟，仍然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却落后于形势，以致执行的政策对新建立的政权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这就使得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政策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采取部分政策来招揽官绅势力集团；另一方面，又以大范围的追赃助饷政策严重打击了这个集团。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官绅势力通过巧取豪夺得来的家财无法保住，还要遭受严刑拷打，使他们颜面扫地，这让大批归附的官绅势力始料未及。
李自成
本来，官绅地主纷纷归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为了利益，他们已经不惜在政治上变节，到如今，大顺政权追赃助饷的做法让他们绝望了，他们在饱受大顺政权的“铁拳”后，愤而怒骂大顺政权仍然是流贼而已！在这方面，李自成又比朱元璋差得太多。
朱元璋是在坐稳了皇帝宝座以后，才对官员大批屠戮和贬谪。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攻占北京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仍然大搞追赃助饷政策，把本来已经倒向自己阵营的官绅地主集团推回到了敌对地位，导致汉族官绅地主集团与满洲贵族勾结，最后联手扼杀大顺政权，这就是他最愚蠢的地方。
大明王朝的政权之所以会崩溃，就是因为它同时面对内忧外患、内外夹攻。从万历末年，起自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成为明王朝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侵犯，明王朝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将，按道理，李自成应该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应该对如何迎战清军早作筹划。
但非常遗憾、非常意外的是，李自成竟然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真正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敌手。他把大批主力部队部署在西北、湖广襄阳、河南等地，后面又继续分散兵力，偏偏对京师和京东地区却没有安排足够多的兵力，这种军事部署，只能证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高明的战略头脑。
尤其是攻占北京后，李自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轻敌思想更加严重。手里掌握的军队大约10万人，再加上明朝投降过来的军队，兵力非常可观。在大同和真定都安排了妥当的兵力镇守，唯独在京东上海关一带，却没有派出自己的嫡系大将军镇守。他只看到了要招降撤入关内的吴三桂、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
李自成却对满清出兵威胁大顺政权的危险竟然毫无认识，只派了个早几天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总兵唐通率领原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却没有派出他的嫡系大将镇守该地区，他可能认为与满清军队作战是明朝的事，他与满清无冤无仇，可以相安无事，这让人匪夷所思，根本不具备一个军事家该有的战略眼光。
李自成下令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也最有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想分派任务给吴三桂，这表明他对满清逐鹿中原的野心和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很多人都相信了后来的史书中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抹黑，认为是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发生了腐化变质，丧失民心，最终导致失败，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不少亲历“燕京之变”——也就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他们记载，李自成的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再者，从历史规律来看，李自成是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四月十日率部离开北京直奔山海关，前后二十来天时间，不可能就让他的军队腐化堕落到丧失战斗力的地步。
真正极其不得民心的，反倒是随后攻入北京，把北京居民全部驱逐出来，并下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满清政权，满清政权这么不得民心，却没有失败。可见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民心的支持所致。恰恰是因为李自成在政治上的错误决策和军事上的错误部署，导致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构成对大顺军的压倒性优势，这才是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