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莽篡汉，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手段做法都很是残忍，但对于百姓却是十分仁爱，在他成功夺权、建立新朝之后，一改原先谨慎的作风，实施了荒唐的复古新政。复古新政的内容包括“王田令”、货币制度变更等。新政引起社会混乱，本来因为王莽利用权力强制推行根本没有可行性的复古新政，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后世的人们对他进行准确适当的评价是很容易的
《资治通鉴》中记载：“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陷刑者众。莽知民愁怨，乃下诏：诸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但由于新政中似乎包含有向弱势群体利益倾斜的内容，如“王田令”中主张耕者有其田，王莽似乎还重视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主张禁止奴婢买卖。正是因为新政中这些独特的内容，导致后人对王莽及其新政进行评价时感到困难，矛盾重重。他前期的做法，似乎是儒家思想的贯行者，但执政后残酷暴虐、寡恩少义的做法又与儒家相悖。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他是悲剧性英雄，关于王莽研究的各种论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由于王莽喜欢制造各种假象，善于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言论掩盖其真正的目的，因此对王莽的行为展开分析，如果缺乏某种理论视角，孤零零的就事论事，就难以对王莽各种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正确的推理，无法进行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果将将王莽假设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人，再综合各种收集到的资料，则可以进行一番分析。王莽在夺权之前的目标是夺取最高权力，这是他的第一利益目标。在实现第一利益目标的过程中，谨慎、果断、残暴的手段选择与周密的准备使他成功地登上了权力顶峰。
在登上权力顶峰之后，王莽试图追求层次更高的利益，同时，他原来的谨慎行事风格骤然发生转变，变得狂妄自大、行事非理性，采用各种荒唐的手段实现他的第二目标。所谓的新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产物。尽管新政中包含有同情弱势群体措施，但其实同样是实现他的第二目标的手段。新政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让他丢了性命。权力顶峰成为其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夺权之前的手段及方法
首先是排除竞争对手。王莽本身就是外戚，深知外戚对政权的影响力。王莽无法阻止一个新皇帝的诞生，但可以阻止“帝母”等外戚进宫，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同时，王莽也不惜一切手段清除反对势力，甚至包括他的儿子。许多人对王莽杀子行为感到不解，虎毒不食子，王莽为什么要毒杀自己的儿子？他夺取江山是为了后代，但他的后代不止一个王宇，他不能让一个儿子阻止他夺取整个江山的计划。在王莽看来，他必须清除夺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必要时不惜以其子性命祭旗。
《通典》中记载：“于是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
其次是以各种手段获得广泛的支持并建立全国性的权力基础。王莽采用“天下财散于天下人”的手段，他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上书声援他的人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虽然上书者只是要求王莽接受朝廷赐予他新野的田地，但可以从中窥探民众对他支持的程度。王莽提供给官民的主要是能够感受到的物质利益，官民对他投桃报李，对他表示衷心的支持和拥护，而这种利益才是他最需要的。
为了夺权，王莽不单单重视民意的支持，同时也重视构筑属于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培育亲信，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导班子，在获得姑妈王太后的许可之后，他还对全国的高官进行考核，进行全国性的高级官僚人事安排。王莽握有与皇帝同等的对高级官僚进行考核与人事安排的权力，这种利益取向促使官员弃刘投王。后来王莽在成功夺权之后，全国很少有反对的声音，与他成功地构筑了全国性的权力基础密切相关。
登基之后的政策及改革
王莽认为自己是黄帝、虞舜等圣王再世，他认为圣王黄帝可以得道成仙，他也可以得道成仙。王莽想和黄帝一样成为神仙，手段较为简单，但要成为比肩于古代圣王的皇帝，王莽认为就必须要实施圣王曾经实施过的制度。王莽所实施的复古新政，就是所谓的圣人之制。新政中官制复古、地名复古、货币制度变更以及与匈奴关系等的措施，其荒唐是公认的，但新政中的“王田令”、“六管”等措施争议较大。
《汉书》中记载：“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尸，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
王莽颁布“王田令”，是因为他觉得自秦以来实施的制度不符合古时圣王所定的制度。王田令”也涉及奴婢问题，禁制在市场上贩卖奴婢。王田令”颁布之后第二年，设六管制度。六管制度的内容是国家垄断货币铸造、垄断酒、盐、铁器的制造与销售，并对山林水泽资源进行管制，以及官府从事贷放等。这些政策现在看来是具有先进思想的，但当时的人们拒绝服从“王田令”等新政，
因为新政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王田令”实施了三年就遭遇挫折。六管制度也存在重大的弊端，这种情况引起了其他问题的连锁出现，如抗灾能力低下，官员腐败更加严重等。在官员腐败方面，由于社会财富的减少，不但使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也造成官员生活水平低下，而盐铁国营等六管制度又为官员提供诸多的贪腐机会。
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极度贫困与官员的压迫，使民众走投无路。六管制度还对山林水泽资源进行管制，不允许因政策问题导致无法维持自己生活的民众，利用山林水泽等自然资源维持自己的生存。王莽的各种政策把民众逼入绝境。他们奋起反抗，成为当时被屡屡提及的“盗贼”。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加破坏了生产力，使社会陷入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与“盗贼”产生的恶性循环之中。然而王莽又重申六管制度，要求严厉执行，违者或处死，把扰民政策推向极端。
《文献通考》中记载：“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
同时，王莽刚愎自用，拒绝关于取消六管制度的进谏，大司马司允费兴向王莽进谏，指明了新政的弊端，王莽非但没有接受，还罢免了他大司马的官职。新政的各种措施导致民不聊生，引起反王莽势力日益壮大，王莽军队屡战屡败。为了挽回败局，王莽无奈之下在地皇三年废除了包括“王田令”、六管等在内的所有扰民新政。
但陷入恶性循环的社会局势，使他回天无力。最终，想成为圣王、神仙的王莽，因为目标荒唐手段怪异，不但断送了来之不易的“王家王朝”，而且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其成为圣王、神仙的梦想也随之灰飞烟灭。而他所制造的灾难，在他死去之后依然没有停止，从他实施新政开始到他死之前，已经是“天下户口减半”，到后来，人口仅剩原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毫无疑问，从王莽建立新朝到东汉统一全国的数十年间，是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之一。
评价
对王莽夺取权力之前与夺取权力之后的政治行为进行简单比较，可以发现无论在夺取权力之前与夺取权力之后，他都围绕自己目标，百折不挠地展开行动。但夺权之前，由于需要民众的支持，他关注民意，想方设法给民众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夺权之后，就不再关心民意，我行我素，围绕着实现其虚幻的第二目标，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荒唐政策。
其实，王莽实施“王田令”、六管等政策，除了这些政策是他实现成为圣王的第二利益目标的手段之外，还透露了他其他的一些意图。王莽念念不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考虑到他善于使用各种宣传策略达到目标，实施“王田令”完全可以推测他是以同情弱势群体为名，借机没收其他人所有的土地，并禁止开放山林、水泽资源，以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的。
王莽以获得最高权力为分界点，前后行事风格形成强烈的对照。什么原因促使他的行为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欲望急剧膨胀，以为权力无所不能，因而抛弃实际、拥抱幻想，把整个国家变成他实现第二利益目标的试验场，把全国民众变成实现他特殊利益的试验品。权力顶峰因此也成为他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总而言之，民众从来只是王莽实现自己利益目标的利用对象，而不是其服务的对象，没有必要因为王莽新政中的一些宣传性质的豪言壮语而忽视了其追求个人利益的真正内容，更不能忽略他的政策给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替他开脱应负的历史罪责。以荒唐的手段实现他虚无缥缈的个人利益目标，陷民众于极大的苦难之中，这种滔天大罪是无法用他要建立井田制的理想国、主观愿望良好等理由可以进行轻松地敷衍搪塞。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汉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