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惠帝和吕后时期的无为而治思想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丞相曹参继承了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这一时期，朝廷很少发动大规模的劳役。

惠帝时期，修建长安城的工程虽然仍在进行，但每次征调民工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而且都是在冬季农闲时进行。

惠帝四年（前191年），朝廷废除了许多妨碍官员和百姓生活的法令，特别是废除了秦始皇时期颁布的“挟书律”。

吕后元年（前187年），朝廷又废除了夷三族罪和因言语过失而被重罚的“妖言令”。

十五税一的田租制度和边境戍卒一年一换的兵役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重新确定。

景帝二年（前155年），朝廷将秦朝规定的十五岁（一说十七岁）开始服徭役的年龄推迟到二十岁，后来在汉武帝和昭帝时期进一步调整为二十三岁。

文帝和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年至前141年），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多次告诫各级官员和地方长官要鼓励农民种桑养蚕。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他下令免除所有田租。

景帝元年（前156年），朝廷恢复征收田租，但税率仅为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固定制度。

文帝时期，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一次减少为每三年一次，算赋也从每年一百二十钱减少到四十钱。

长期减免田租和徭役，极大地促进了自耕农阶层的发展。

西汉初年，大的侯国也不过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

到了文帝和景帝时期，大量流民返回家园，人口大幅增加。

大的侯国人口达到三四万户，小的侯国人口也翻了一番，而且比以前更加富裕。

人口的快速增长，正是自耕农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表现。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粮食价格大幅下降。

文帝初年，粟米的价格每石只有十几钱到几十钱。

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朝廷一度取消了过关用传（一种由官府颁发的通过关津的凭证）的制度，这有利于商旅往来和商品流通。

文帝还开放了山泽资源，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

农民可以利用山泽资源进行捕鱼和砍柴，这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也有利于生产。

随着粮价的下降和商业的繁荣，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大商人的势力迅速膨胀，开始侵蚀农民的利益，导致一部分农民破产流亡。

文帝和景帝多次重申商人不得担任官职的禁令，试图限制商人的发展。

为了提高粮食价格，缓解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

这项政策允许富人（主要是商人）购买粮食运送到边疆，根据所运输的数量授予不同的爵位。

例如，运输六百石粮食可以获得二级爵位，运输四千石可以获得九级爵位，运输一万二千石可以获得十八级爵位。

按照秦汉的制度，爵位可以累积，高爵位者可以享受相应的特权。

晁错还建议，一旦边境积粟足够使用五年，可以命令富人将粮食输送到郡县，使郡县也有足够的储备。

当边境和郡县的粮食储备都充足时，可以考虑免除全国的田租。

这项政策的实施，确实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

文帝在位期间，宫廷和园林的建设几乎没有增加。

他曾因为节省一百斤黄金而放弃了建造露台的计划。

这种节俭的行为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地主和商人的奢靡之风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文帝还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

文帝和景帝相继废除了黥、劓等酷刑，减轻了笞刑的惩罚。

这一时期，官吏在执法时不再滥用刑罚，断案时只追究主要责任，不追求细节上的苛刻；对于可轻可重的案件，一律从轻处理。

文景时期的一些看似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际上对地主和商人更为有利。

例如，减免田赋的最大受益者是地主；“入粟拜爵”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大商人的政治地位。

因此，这些措施最终可能会助长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

总的来说，文景之治时期，西汉王朝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虽然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但总体上为汉朝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帝和景帝的治理理念和实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