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卜筮稽疑之义，先要考察“不疑不卜”之说。《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向莫敖陈说了几个可以克敌的理由，莫敖还是没有信心，想要占卜，斗廉乃云：“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这八个字成为后世易学中被频繁引用的一句话。斗廉通过理性的分析，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无疑，不需要靠占卜获得更大概率；但莫敖并无如此信心，斗廉对他说这八个字，目的是让他打消疑虑，树立信心。至唐代，秦王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也曾试图占卜，张公瑾将卜具扔在地下，厉声说：“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此与莫敖之事又略有不同，事成与否，并不确定，但不论成败，存亡之际，已势在必行，别无选择。卜之吉，于事无所加，卜之不吉，又不能取消行动，徒增疑虑。斗廉对莫敖、张公瑾对李世民，目的都是打消疑虑、确立决心，但前者是基于成功的概率，后者是基于无法改变的情势。打消疑虑虽同，理由却不一样。清人刘沅对不疑又有一个解释：
圣人自是以善教人，因愚民百姓不能尽明善以诚身，特假象数以昭理，则惟其理介两可而不能决者，则卜筮决之，非谓平日不讲究穷理功夫，专恃卜筮以定指归也，故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又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历代习术数者多神异，然其归不本于忠孝节义，反罹殃咎，皆舍理求象之过。此最不可不察也。
这是易学中的惯常解释，所不疑者，不在于战争的胜负、政变的成败，而在于善恶之道。如果确定是对的，就不必疑虑，不论成败，都要去做，“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反之，如果确定是错的，也不必疑虑，即使有再大的好处也不能做，“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这样，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不疑：因理性推断的成功率而不疑，可称为概率性不疑，斗廉是也；为坚定信心而打消疑虑，可称为决断性不疑，莫敖、李世民是也；因无疑的道德原则而确定，可称为道德性不疑，刘沅所述易学精义是也。此三不疑有一，则不必占卜。反之，战局含混、胜负难料，疑而卜之，《左传》所记战前之卜多如是；谋而未定，可进可退，卜以决之，《洪范》所谓“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是也；面临道德困境，在两种善之间艰难选择，不知怎样做最妥帖，占卜以求其策，《易传》之文，多就此而发。
占卜之所谓稽疑，其目的便是不疑，即在无法以理性推断、果决信心与道德信念获得不疑的情况下，通过卜筮达到不疑。以卜筮获得概率性不疑，即李零先生所谓撞大运式的猜，较理性推断困难得多，甚至根本不可能，除非我们真的相信卜筮结果是天神对未来之事的确定预言；但在犹豫不决时获得信心和选择的指引，则是更加可能的，而这也正是“决嫌疑，定犹豫”更加侧重的层面，也是《易传》思想的方向所在。
《周礼·春官》详论需占卜之大事云：“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先郑以为：“征谓征伐人也，象谓灾变云物……与谓予人物也，谋谓谋议也，果谓事成与不也，至谓至不也，雨谓雨不也，瘳谓疾瘳不也。”后郑对征、象、与、果的解释有所修正：“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谓有所造立也……与谓所与共事也。果谓以勇决为之。”郑君解“果”又云：“若吴伐楚，楚司马子鱼卜战，令龟曰‘鲋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是也。”其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吴伐楚，楚人卜之不吉，司马子鱼不为所动，以其属先战死，楚师终大败吴人。此“果”似即前文所云决断性不疑，子鱼已存必死之心，在他死后，楚军终于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若从《周礼》文本看，似先郑之说更近其例，而后郑将此不疑之事列入龟之八命，应又别有深意，盖果决不疑与卜筮决疑并不矛盾，司马子鱼以必死之志，将凶卦扭转为吉，乃是对易学精神的绝佳阐释，恰与前述三不疑形成呼应与补充。这再次说明，卜筮之精义并非概率性的撞大运，更不是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此所述其他七命，皆为国之大事，又均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必须慎之又慎。清华简《筮法》中的《十七命》罗列了十七种占卜之事，包含了《周礼》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个更详细的占筮之事列表：“果、至、享、死生、得、见、瘳、咎、男女、雨、娶妻、战、成、行、售、旱、崇。”其中征战等事，因关系社稷存亡，自然应该尤其谨慎，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因而占卜就极为重要。雨与旱是自然灾害，对生活生产影响甚大，也需要占卜；瘳关乎生死，当然也必须要卜。
包山楚简中保存了一个占卜案例的详细记录，李零先生对它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占卜实践有很大帮助。在病人生病期间，他或他的家人不断为他占卜，询问疾病能否痊愈，占卜结果总是积极的，但实际病情却越来越严重，而占卜者始终未对占卜丧失信心，一路占卜下去，直到病人去世，家人将这些卜辞葬入墓中。甲骨卜辞中，许多占卜结果也和实际情况不符，但占卜者并未因此而丧失对卜筮的信赖，那么，如此不灵的卜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来决疑呢？在此，卜筮更像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焦灼不安的病人及其家人，面对病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希望通过卜筮获得关于病情发展方向比较确定的指示，以消除心中的焦虑；卜筮暂时起到了消减焦虑的作用，但病情的新发展很快使他们陷入了更大的疑虑当中，而最终的不治使家人陷入确定的悲痛。卜筮终究未能使人们确知未来的走向，未能使人们完全消除疑虑，天道终究还是阴阳不测、无法猜度的。但人们仍然对卜筮心存敬意，甚至将那些失败了的卜辞放入墓中。生活中既充满对未来的疑虑，同时也伴随着不断的卜筮，两者相伴而生，人们会愈益感到，天命难测，终究是不可知的——但并不是不可改的，对天神的这种抱怨只能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天命的敬畏。
《周礼·春官宗伯》：“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这些也都是国之大事，但多为惯常性的，而不像战争、疾病、灾害那样不确定。无论在传世经籍还是出土卜辞中，更多的卜筮是这种惯常性的礼仪性卜筮，主要是择日、卜地、卜岁、卜牲等。其中许多至今仍然是非常流行的中国式卜筮。在这种礼仪性的卜筮中，又有何嫌疑可决呢？祭祀既为国之大事，通常是一定要举行的。至如葬埋、迁都等事，也往往有不得不然的理由，那为什么不像前引不疑的情况，直接去做，还要卜筮呢？看《春秋》中的记载，鲁之郊祀，竟然数次因为卜之不吉而改牲甚至不郊。该如何理解这些卜筮？我们回到《曲礼》的原文：“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郑君以为，“践”字当为“善”字。《荀子·天论》：“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这正是主要针对此类卜筮的解释。在这类例行事务中，所犹豫和疑虑的并不是做还是不做，而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做最合适，卜筮是为了选择一个最恰到好处的做法，也使所做之大事显得更严肃神圣。《曲礼》之“则必践（善）之”与《荀子》之“以文之也”，都是在解释这样做的意义。
荀子试图尽可能取消天命与卜筮的张力，因而他把卜筮理解为纯粹的文饰，本身并无实质的意义。儒家其他人物虽未必会认为卜筮完全没有实质效果，对文饰的理解仍是类似的。《曲礼》中所言“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决嫌疑、定犹与”“日而行事，则必善之”，正是对“文之”的详细解说。“决嫌疑、定犹与”的实质就是“文之”，所消除的疑虑，不只是举棋不定、下不了决心的疑虑，更重要的是在大礼面前不知敬畏、随随便便的态度。以卜筮请鬼神选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神圣而吉祥的，不可以亵慢之心处之，因而“必善之”。归根结底，作为礼的卜筮，是要培养起人们的专注诚敬之心。如《春秋》中数次记录了夏四月卜郊而不得，因正月至三月为郊祀之时，“贵其时，大其礼”，四月卜便是非礼不敬，为《春秋》所讥。
摘自《知几与稽疑 ——略论易学的命运观及其性命论意义》《周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