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新画像挂上天安门后，北京市民提出意见：为何只有一只耳朵

1950年5月1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人们翘首以直，等待一睹新悬挂的毛主席画像。这幅由著名画家辛莽与多位专家耗时一个多月精心创作的画作终于揭开面纱。然而，在一片赞美声中，却有群众提出了意想不到的意见：＂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不好看＂、＂毛主席的眼睛向上，像是＇目无群众＇＂。这个细节的发现，让负责创作的辛莽立即向中央宣传部请示。中央高度重视群众反馈，当天便紧急更换了画像。这幅仅悬挂一天的毛主席画像，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更换最快的一幅天安门城楼画像，也由此拉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序幕。

艺术使命：新中国画像的开篇史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这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更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人民对领袖的敬仰之情的具象化表达。

董希文是第一位为天安门城楼创作毛主席画像的画家。他在1949年2月12日的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开创了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画像的先河。

周令钊则成为建国后第一位为毛主席作画的画家。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那幅庄严肃穆的画像出自他手，为后来的创作确立了基本标准。

1950年初春，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副主任辛莽接到了一通来自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任务，让这位年轻画家激动不已。

当辛莽赶到中南海时，他得知自己肩负着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创作新画像的重任。面对胡乔木询问是否有信心完成任务，他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答复。

为了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辛莽组建了创作团队。他邀请了张鹤松和左辉两位画家协助创作，还特地向周令钊请教大型画作的创作经验。

画像的尺寸达到了6米×4.6米，重量更是惊人的1.5吨。这样的规模对于当时的创作条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在创作过程中，辛莽合理分工，自己担任主笔。他不断在脚手架上攀爬，反复确认每一处细节，力求完美。

建国初期的物资匮乏给创作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了获得最好的创作材料，中宣部从全国各地征调优质颜料，海外华侨也纷纷伸出援手。

画家们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临时工作室。他们像周令钊那样，饿了就吃盒饭，困了就打地铺，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

经过深思熟虑，辛莽最终选定了一张毛主席双眼向上的侧面免冠照作为创作蓝本。这张照片中的毛主席身着草绿色戎装，神态坚定自信。

在各方支持下，画家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呈现出最完美的作品，向全国人民展示领袖的风采。

画作初现：五一劳动节的特殊展示

北京的五月，阳光和煦，街头巷尾已经弥漫着节日的气息。1950年5月1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流比往常多了几倍。

人们都在翘首期盼，等待新的毛主席画像揭开面纱。广场上的空气中充满着喜庆与期待，群众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目光不时投向天安门城楼。

当天空泛起鱼肚白，画像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叹，许多人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认真记录下自己的观感。

这幅画像是辛莽团队耗时一个多月完成的心血之作。画中的毛主席身着戎装，神情坚毅，双眼微微向上。

人群中渐渐响起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注意到画像中毛主席的耳朵似乎有些异样，更有人指出主席的目光朝向让人感觉距离感太强。

＂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不好看＂的评论在群众中传开。紧接着，＂毛主席的眼睛向上，像是目无群众＂的说法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些意见很快传到了负责画像创作的辛莽耳中。作为一名对艺术极度负责的画家，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等群众的反馈进一步扩大，辛莽就迅速向中央宣传部汇报了情况。他详细说明了群众提出的意见，并请示是否需要更换画像。

中宣部的工作人员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方案。考虑到画像的重要性和象征意义，他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第二天清晨，当太阳再次升起时，这幅引发争议的画像已经被撤下。整个更换过程快速而果断，创下了新中国成立后画像更换最快的记录。

工作人员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小心翼翼地将重达1.5吨的画像取下。整个过程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虽然中宣部的领导对辛莽等人表示理解，没有任何责备，但画家们仍感到深深的遗憾。这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完成的作品，最终只在天安门城楼上停留了一天。

从这次事件中，人们看到了新政权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即使是已经悬挂的画像，只要不符合群众期待，就要立即改正。

这次短暂的展示虽然结束了，但它开启了新中国领袖画像不断改进完善的序幕。画家们从中吸取经验，为后续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群众意见：画像急撤引发的变革

画像撤下的消息在北京城里传开，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许多亲眼目睹画像的市民开始详细分析，为何这幅画作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

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毛主席的耳朵描绘问题，二是眼睛的朝向。画作中毛主席的侧面像让一只耳朵的轮廓显得不够饱满，这个细节引发了市民的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眼睛的问题。原画中毛主席的目光微微向上，这本是为了展现领袖气质，表达＂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迈。但群众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距离感，认为这样的表现方式欠缺亲和力。

中央宣传部在收到反馈后，立即组织专家组召开专题研讨会。他们认真分析了群众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并邀请多位艺术家参与讨论。

专家组达成共识：领袖画像不仅要突出气势，更要体现亲民。画作要在庄重大气的基础上，增添几分平易近人的气质。

这些意见被整理成详细的报告，递交给了画家团队。辛莽和他的同事们认真研究每一条建议，为后续创作做准备。

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宁可重新创作，也不能让不够完美的画像继续悬挂。这个决定虽然给创作团队带来了压力，但也体现了对艺术质量的严格要求。

在接下来的创作中，画家们特别注意了人物的角度选择。他们改用正面照片作为创作参考，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领袖的整体形象。

同时，对于细节的处理也更加用心。从五官的刻画到表情的把握，每一笔都经过反复推敲。画家们力求在技法上精益求精。

为了确保新画像的质量，中央还特地调配了更好的颜料和画具。全国各地的优质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为创作提供有力保障。

这次事件也引发了对领袖形象塑造的深入思考。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创作不能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更要注重精神内涵的表达。

在随后的创作中，画家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将领袖的亲和力与威严感完美结合。他们通过细腻的笔触，努力展现毛主席既有领袖风范，又平易近人的形象。

这一次的经历，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一课。它告诉人们，艺术创作要始终把群众的感受放在首位。

通过这次事件，创作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帮助他们完成了后续的创作任务，也为日后的画像创作确立了新的标准。

中央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展现了新政权的工作作风。面对问题不回避、不拖延，而是迅速采取行动，这种态度赢得了群众的普遍赞誉。

薪火相传：巨幅画像的艺术传承

经过五月一日的波折，辛莽团队重整旗鼓，投入到新一轮的创作中。这次创作的目标是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准备全新的领袖画像。

1950年国庆节的清晨，天安门城楼焕然一新。新制作的大红灯笼和金光闪闪的国徽下，辛莽团队的第二幅作品正式亮相。

这幅新画像一经展出，立即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画中的毛主席目光温和，面带微笑，既保持了领袖的威严，又展现出对人民的关怀。

这幅成功之作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整整两年。它的成功不仅挽回了创作团队的声誉，更为后来的画像创作树立了新标准。

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张振仕通过一场特殊的选拔脱颖而出。这场评比汇集了全国三十多位专业画家，竞争极其激烈。

张振仕接过画笔后，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创作生涯。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第六、第七次毛主席画像的创作任务。

到了1967年10月1日，画家王国栋创作的第八版毛主席画像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幅作品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

王国栋在创作中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经验。他在画像中不仅完美地展现了毛主席的精神风貌，还在细节处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了确保画像的持久性，创作团队采用了特殊的技术处理。他们严格控制颜色的调配比例，确保画作在阳光照射下不会褪色。

这幅画像因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完美的技术处理，一直沿用至今。它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经典的毛主席画像版本。

在这些年里，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创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承体系。从董希文到王国栋，每一位画家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

董希文开创了先河，周令钊确立了基调，辛莽探索了方向，张振仕丰富了内涵，王国栋最终将其推向巅峰。这种薪火相传的过程，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历程。

随着时间推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它凝聚着几代艺术家的心血，承载着全国人民的情感。

今天，当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仰望这幅画像时，仍能感受到那份庄严与温暖。毛主席的目光依然注视着这片土地，见证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艺术创作需要不断追求完美，需要勇于接受批评。正是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才能创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精品。

时至今日，这些珍贵的画像创作经验仍在传承。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们继续守护着这份传统，确保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