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坐了半辈子皇帝的光武帝刘秀收到了手下名臣、议郎桓谭上的一封奏折：

“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

原来，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注1），多以它来决定疑难、乃至国家大事。比如当年东汉初建要议选三公，其中大司空一职主管监察与营造，位高权重，可刘秀却任命了幽州六将中最不起眼的野王令王梁，只因谶纬书《赤伏符》上说“王梁主卫作玄武”——王梁时任野王县令，野王县是卫元君从濮阳迁来之地，玄武则是水神之名，司空是水土之官——看来，上天早有明示，刘秀不啰嗦，立刻拜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都这么喜欢，官家子弟自然不能不学。于是东汉一朝谶纬大兴，各大学派都致力于钻研图谶，从而将儒学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乃至与谶纬性质相似的天文历算之学、风角遁甲之术也堂而皇之的走上朝堂，参与议政、决策，使得东汉政治舞台充满了神学的迷雾。这样一来，古文经学一派的儒家学者们就不高兴了。

这里就要抽出篇幅，好好解释一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个概念了。

当初，秦末大乱之后，很多儒家经典焚毁丢失，于是西汉初年就从儒家师生口耳相传重新整理出来经典，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称为“今文经”，研究今文经的学问，就叫今文经学或者简称今学。其学风源自汉初的齐学一派。

但是，那些先秦的旧书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有的被人藏在墙壁里，有的侥幸没有被销毁（注2），这些儒家经典陆续出土现世后，被发现都是用先秦的古文字所写，故被称为“古文经”，研究古文经的学问，就叫古文经学或者简称古学。其学风源自汉初的鲁学一派。

到了西汉末年，精通古文字的国家图书档案馆长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古籍，发现了一部曾深刻影响过太史公司马迁的古籀文版本《春秋左氏传》，再加上此前发现的《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古学四大经典终于集齐，其学术系统也开始成熟。后来王莽摄政，刘歆便又再加上一部古学经典《周礼》，作为新莽王朝的改制纲领。值得注意的是，刘歆从小就跟从其父刘向“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以他既通今学的谶纬与灾异（注3），又精通古学。通古学，刘歆就可以参照古经，为王莽制定礼仪，更定官名，考定音律历法，并为其托古改制贡献思路；通今学，刘歆就可以用谶纬、祥瑞与符命为王莽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总之在政治学术与意识形态上，刘歆可以说是王莽的最强后盾。而王莽也投桃报李，任命刘歆为国师，并将古文经学中的《左传》《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乐经》都列入太学学官，与今文经学平起平坐。

简单来说，今、古学两大学派的区别就是：古文经学的视角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究明典章制度，主张回归儒经本身，故虽推尊孔子，但更推尊儒家原典的创始人周公；而今文经学的视角是政治的，它更看中后人对经典中“微言大义”的发掘与诠释，故以孔子为诠经圣祖，并以此诠经学术来缘饰政治。而谶纬学说，就是今文派学者为了进一步参与现实政治，而从儒家经典中进一步自我发挥，寻章摘句，迷信附会，怪力乱神，以言说天命吉凶。这种新玩法，增强了儒学的政治属性与宗教属性，却降低了其学术性与批判性，故为古文派学者所不喜。如前所述，古文派学者追求的乃是上古原典，乃是周公礼乐，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更加推崇古代，也更加批判现实，当初王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得到了大量对社会不满的古学儒生的支持，从而在复古思潮的引领下实施改制，成功代汉的。

而桓谭，就是这些古学儒生中的一员，他先后担任王莽朝的司空掾、谏大夫、掌乐大夫，为王莽建明堂、治黄河、颁诏命、制礼乐，四处奔波，不遗余力，遂得封“附城”（关内侯之改称）。然而王莽复古改制失败后，见天下人心动摇，竟开始日益笃信谶纬符命，甚至厌胜、淫祀（注4）、升仙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见此，桓谭理想破灭，失望透顶，于是日渐沉默（“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并在新莽灭亡后立刻转换门庭，先后投效更始帝与刘秀，希望重新弘扬古学大道。另有一位王莽的心腹儒臣，侍中常侍执法杜林，也是一位《古文尚书》大师，曾为王莽兴建九庙出力，后来王莽失败，他又先后投效隗嚣、刘秀，后官至东汉大司空。显然，这些古学大佬认为儒家理想比忠于一姓更重要。

对于古文派学者希望利用儒家学术与礼乐改造社会、影响政治的崇高理想，刘秀既有点佩服，同时也相当警惕。虽然他登基初期，为了笼络在野知识分子，凝聚统一战线，也曾一度将古文经《左氏春秋》立为官学，但很快就将其从官学中剔除了，理由也很简单：《左传》虽好，但这一家的学者“不晓图谶”（《后汉书·贾逵列传》），无法为东汉政权的合法性添砖加瓦，反而喜欢借古讽今，对朝政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刘秀始终认为，既然王莽效法周公，托古改制的政治实验已然失败，那么也就说明古学在政治上仍不够成熟，而今学对汉朝政治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注5）。所以从此，东汉官学一向只有今文经学的座位，而古文经学一般只在民间发展。

这就让古文经学大佬桓谭非常恼火了，他一生治学，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传》），更曾著《新论》二十九篇以探讨治国安邦之策、反对谶纬灾异之说，而效力王莽失败后，他更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了刘秀身上，可没想到刘秀也附会章句、尊崇谶记，比王莽的迷信好不了多少，于是他鼓起勇气，多次上朝批评劝谏，但刘秀对此都置之不理，并在一次朝会上当众问桓谭道：“今公卿商议修灵台（天文观测台）之处所，朕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心说你明知道我反对谶的你还问我，我就偏偏不退让，于是坚持己见说：“臣不读谶。”并极言谶之非经，从学术上大肆抨击谶纬之学的荒谬之处。刘秀不由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赶紧磕头求情，磕的脑袋出血，刘秀才饶了他，将他外放到淮南偏远之地去当郡丞，桓谭在赴任途中郁郁而终。

对于桓谭的死，我在史书上没有看到刘秀的半点愧疚之处，因为没过多久，他就“宣布图谶于天下”，竟然将自己搜集的八十一篇图谶提升为官方规定的功令必读书。过去这方面的书，就是再火，也是有点歪门邪道的偏科，被称为“秘术”。而现在刘秀把竟然将此秘术登堂入室，乃至跟四书五经一样，都列为了儒家的重点学科，而使其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与统治思想，具有了高度的神圣性，被称为“内学”，而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为“外学”了。

就像通常所说的，这意识形态的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刘秀这样做，也是为了由官方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以防其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曲解利用，对东汉王朝产生不利的影响。公开这些图谶，将其列为经典，才能防止旁人篡改臆造。如汉和帝时，便有“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袁宏《后汉纪》）。

刘秀贬斥桓谭、宣布图谶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中元元年（公元56年）正月，刘秀离其去世只有一年，可谓非常衰老，但这时他读到了一本谶书《河图会昌符》，上面有一句话说“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竟然马上就一改常态，吵着要去泰山封禅。群臣都很奇怪，前两年你身体好的时候大司空张纯等人都劝你去封禅，你却自谦说自己“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总之坚决不同意。这次怎么又主动嚷嚷着要去爬泰山呢？

原来，刘秀认为在这句谶语中要去泰山际会天命（会命岱宗），向老天做述职报告的“赤刘之九”正是自己，因为他刚好就是刘邦的九世孙（注6），既然老天已经开口了，那么就去吧！

于是，当年正月二十八，刘秀带领文武百官与王侯贵戚离开洛阳，浩浩荡荡赶往泰山，只花了半个月，便长途跋涉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泰山脚下，先斋戒七日，然后拖着老迈的身躯开始爬山。古时泰山，交通不比今日，极其险峻难攀，即便提前派了一千五百民夫上山整修道路，然而仍是崎岖难行，这些个老领导平日养尊处优惯了，何曾受过这等苦楚，不少人体力不支，僵卧石上小憩，老弱者更是直接晕倒路旁，然而也没人搭理，过了好久缓过气来，接着再往上爬。刘秀身为皇帝，虽有步辇乘坐，但因为年纪太大，也折腾的够呛，一整天大典下来，直到深夜才摸黑下得山来。

为了这破谶语，刘秀与一些老臣至少把自己的寿命折腾少了好几年。三月份，积极倡言并主持操办封禅的大司空张纯病死在了回程的路上；司徒冯勤也只再过三个多月便病重去世。而刘秀比他们也就多撑了一年而已。

现在问题来了，刘秀身为一代圣主，却为何对谶纬这些迷信的妖妄之言如此执迷呢？史书上还说，有一次刘秀读谶书，读得过于入迷，突然发病昏了过去。所谓“读书读昏了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看来，这已经不能光用有利于政治统治来解释了，这已经近乎于刘秀的一种执念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让儒家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在刘秀这里彻底走偏呢？

其实，这不怪刘秀，这谶语实在由不得他不信，因为这宿命的安排，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实在太诡异了！

你想想看，三十多年前，刘秀只是乡间的一个朴实农夫，既不善应酬，又为人柔和谦恭，看不出半点枭雄气，这辈子似乎就是安静的做个美男子，然后娶个农妇，喝点山泉；到后来去长安读了太学，有了点见识，其最大的梦想也就只是执金吾与阴丽华，无非在长安做个高官，拥个美女，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此生足矣，何曾想过当皇帝！

可是，老天好像并不这么认为，它似乎对刘秀早已作出了另一副安排，刘秀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就是他的宿命。

不信的话，咱们可以看看刘秀的一生，由不得你不信哪！

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说过，早在刘秀出生之前，天下就已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为此，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还将自己改名为刘秀，试图冒领，结果事败自杀，受到了老天的惩罚。

而刘秀出生之时，老天也在不遗余力的展示自己的天意。

刘秀他爸是济阳县令，因济阳县衙太过卑下潮湿，他爸就偷偷打开县衙旁汉武行宫的后门，让他妈在行宫中待产，刘秀出生的那一刻，整个行宫突然赤光四射，一时亮如白昼。他爸大感奇异，于是找来算命师算上一卦。算命师屈指一算，顿时被天命吓了个半死，说了句：“此兆吉也，不可言。”然后落荒而逃。

济阳老百姓也永远记得刘秀出生的那一年，因为县令的儿子一出来，济阳县便迎来了久违的大丰收，更出现三株神奇的嘉禾，每株一根茎九个穗，且比一般的作还物要长一二尺，甚至还有乡民多次看到了凤凰在济阳上空聚集。

这么多的祥瑞，一个接一个，实在让人不得不对此产生想法。

另外，在刘秀出生的这一年，汉哀帝听信了一部《包元太平经》的说法：“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于是宣布“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举行仪式，改元建初，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但这场“冲喜”闹剧并没能延长西汉王朝的国祚，反而没过几年，汉哀帝就病死了。

看来，汉哀帝并不是真正的汉家更受命之人，此另有其人也。

当然，也许一切只是巧合，但为何刘秀偏偏出生在这一年？这难免又让人浮想联翩。

接下来刘秀长到十六岁，跟随家人回到老家舂陵后，著名的望气者苏伯阿途径舂陵，忽然莫名其妙发表了一个惊人言论：“美哉！王气郁郁葱葱。”

与此同时，王莽因钱币为金刀暗合刘姓（“劉”字为“卯金刀”组成），故将钱币名称改为“货泉”，而在篆书里，泉字拆开来是“白水”二字，货字拆开来是“真人”而在，乍一看钱币上好像刻了“白水真人”四个字。

而王莽不知道的是，刘秀的老家舂陵，还有一个名字叫“白水乡”。这“白水真人”四个字，简直就是在诱惑舂陵刘氏造反。

总之，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一股神秘力量正在慢慢积聚之中。

而到了刘秀二十八岁之时，也就是舂陵刘氏将要起义的前夕，南阳谶纬大师蔡少公又当众宣布：“依老夫所搜之谶，刘秀当为天子。”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当然都是非常隐晦的，如此便可衍生出多种解释，以增加应验的概率。可刘歆与蔡公找到的这条谶语，竟如此直白，指名道姓，不容置疑，当时谁会相信，刘秀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农夫真有一天会当上皇帝？

刘秀当然不信。他的哥哥刘縯更加不信，且不说王莽势力正强、天下英雄又那么多，就算在刘氏宗族内部，也都人才辈出，比刘秀名气大、能力强的数不胜数，至少刘縯就自认为比刘秀更适合当皇帝。

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一件比一件出乎意料。冥冥之中，老天似乎在一步步的为刘秀能当上天子铺路。

李通好好地当着他的宛城大富翁，却偏偏要相信“刘氏复兴，李氏为辅”这样的谶语，拼死全家也要拉着舂陵刘氏一起造反。

王莽好好地当着他的皇帝，却偏偏要折腾，搞什么“托古改制”，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义军纷起。而王莽好不容易纠集了百万大军给大将王邑让他去镇压，而王邑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打，却偏偏脑子进水要去惹刘秀、死乞白咧非得打一个小小的昆阳，结果竟在极端天气下被刘秀一击反杀。

这也就算了。接下来刘玄当上了皇帝，又不好好当，还非要作死去得罪赤眉军，结果被赤眉攻破长安给杀了。

后来赤眉军得了长安、拥立刘盆子为帝；可他们又不好好坐江山，非要烧杀抢掠，杀得长安绝无人迹、抢无可抢，最终饥困交加、只能栽到刘秀的口袋里投降。

就连刘秀的老哥刘縯，也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非要作死，结果最后惨死在绿林军的暗算之下。如果刘縯还活着，这皇位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刘秀来坐。

还有，自从刘秀跟随老哥刘縯起兵以来直至称帝，他先后参加的战役不知凡几：惨烈如小长安之战，刘氏宗族死伤过半，刘秀二哥战死、二姐被杀，偏偏刘秀活了下来；夸张如昆阳之战，刘秀引三千死士为前锋，直冲百万莽军，亲冒矢石，在枪林箭雨之众竟然毫发无损，连个伤疤竟都没留下；还有惊险如尤来之战，刘秀与大部队打散，被流民军迫至一处高崖边，刘秀誓死不愿被俘，只能跳下悬崖，但他竟像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般，命大到离谱，跳崖都死不了。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保驾护航，运气爆棚，危急关头总有天助。

这人哪，如果不逼自己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还有，刘縯死后，刘秀被派去河北宣抚，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燕赵民风彪悍、幽州突骑精锐、河北宗室跋扈、野心家遍地，还有百万流民武装，这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刘秀却只能带了几十个人前去招降纳叛，结果理所当然的遭到了追杀，而只能惶惶如丧家之犬，千里逃亡，可刘秀却每次都能大难不死、死里逃生——滹沱河好好的奔腾着，听说刘秀逃来了，一夜之间结成坚冰让他们通过；还有一次刘秀在暴风雪中迷了路，也会突然冒出个白衣老父指点他们去信都找到支持力量。

此何解？此何解？

最夸张的是后来的铜马之战，四十万铜马军投降刘秀，刘秀却大胆上演了一出“单骑劳军”，来安定降卒之心——此等举动虽大智大勇，却未免太过轻率鲁莽，若铜马降卒中但有一二恐怖分子，刘秀必有死无生。比如后来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也学着刘秀来个推心置腹，盔甲都不穿就跑去找农民军嘘寒问暖，结果被人一反水当场戳个透心凉。

只有刘秀，怎么浪都没事儿，四十万铜马降卒之中，竟然没有一个恐怖分子，甚至连一个扔鞋子的反对者都没有。刘秀在铜马营中与兵同乐，其乐融融，和谐的让人不敢置信。

此何解？此何解？除了奇迹，除了天意，无法解。至少对于刘秀这样的古人来说，他只能相信这是上天在为他指引道路。他这辈子，注定就是要当天子，所以没当上之前，绝无可能会死。

至此，我们终于能够理解。当诸将劝刘秀称帝，刘秀以更始帝刘玄尚在，几次三番拒绝；而当儒生强华带着谶纬书《赤伏符》出现，献上一句谶语后，刘秀就立刻称帝了。

至此，我们也终于能够理解。刘秀一生崇尚节俭，做什么都不舍得花钱，唯独对各种敬天祭祀活动，他非常舍得花钱，他对“天”的信仰与敬畏，是发自真心的。

至此，我们也终于能够理解，刘秀为何会对图谶如此之执迷，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昏了头。

因为他这辈子有太多的命中注定，这让他感到战栗、感到痴狂——刘秀当为天子，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逃不掉，躲不开，这就是宿命。

而至此，我们也终于能够理解。桓谭这些古文派儒生不信谶语的态度，为何会让刘秀大发雷霆甚至差点要杀人，因为在他看来，儒生所否定的并不仅仅是谶语本身，更是他的天命，是他上位的正当性，是他整个成功的人生。

最后顺便提一下此后谶纬在中国的发展。明、章帝时期，东汉朝廷沿用了光武帝重视谶纬的传统（注7），并进一步加以规范。如汉明帝便让樊鯈等人用谶纬来正五经异说，“永平元年，拜长水校尉，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汉章帝则在建初四年（79年），下旨召集太常、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齐会白虎观，讲议五经与谶纬。会后，章帝又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最终由大儒班固整理撰成《白虎通义》，该书以谶纬“正经义”，试图统一儒教体系与社会伦理，最终形成东汉帝国的基本统治思想与神学法典。几年后元和二年（85年），汉章帝又下诏规定朝廷制定礼乐制度必须依据谶纬之书，甚至让侍中曹褒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归根结底，谶纬系统是西汉成、哀之际某些今学公羊派儒生在受到古学威胁之后，为提升自己的存在感，而自我发挥的一些神学思想，其基本主张是要宣扬孔子为汉家立法，其基本主旨是为汉朝服务，是站在汉朝立场上试图扭转其衰颓之势以维持其统治的（注8），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东汉王朝的重要政治学术资源。有鉴于此，古文经学也慢慢开始吸收谶纬思想，以拓宽自身的学术道路。比如东汉古学大师贾逵就将古文经学与谶纬术数进行了结合，大大提高了古文经学在东汉朝廷的地位；而另一位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更遍注群纬、以纬注经，并在死前用谶来预测自己的寿命。甚至就连董卓迁都也知道用《石包谶》来说动朝廷大臣。看来，谶纬精神已深入儒家士大夫骨髓，其不仅推动了魏晋南北朝赋的繁荣，还被道教佛教大量吸收，直到隋炀帝时才被正式禁毁。

注1：见袁弘《后汉纪》：“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

注2：孔子后裔孔鲋在秦朝时藏了一部分书在孔子故居的墙壁里，称“孔壁藏书”；另外汉武帝时河间王刘德热衷儒家学术，也收集了很多古书，但这些古书后来都被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一般人看不到，也看不懂。

注3：班固《汉书》中记载灾异与阴阳学说的《五行志》，基本沿袭刘歆之说，后世《五行志》也相继沿用，影响深远，详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

注4：王莽前后共建了一千七百多所祭坛，广祭天下各路神祇，各类祭品也极尽奢侈，据说有三千多种，其中不乏大雁、锦鸡、麋鹿等珍禽异兽。

注5：事实上，从董仲舒开始的整个今文经学，就是在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替汉政权进行道德或政治的辩护、粉饰与阐释。所以在学术倾向上，古学尊周公，主张“以礼为治”，一概推崇复古，德不如礼，汉不如周；而今学尊孔子，主张“以德化民”，并认为汉家刘氏乃尧帝的后代，当遵循尧道治天下。而在《尚书·尧典》的记载之中，尧正是古代先王中“以德化民”的典范，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正是刘秀“尊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的重要理论指导。

注6：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句谶语中的“赤刘之九”指的是另一位刘邦九世孙，汉成帝刘骜。因为谶纬之书正是大量出现于成、哀之间，编书的儒生想利用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撺掇成帝封禅，以粉饰太平，维持西汉那摇摇欲坠的统治。

注7：见《后汉书·张衡传》：“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

注8：在汉武帝以后，孔子的地位便逐级提高，到了西汉末年，已被尊为“素王”。也就说，孔子本是受了天命来做天子的，只不过在现实条件限制下，没有实现这个命运的安排，所以他留下很多经典，“为后王立法”。而据《后汉书·苏竟传》：“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章怀注：“秘经……即纬书也。”同书《郅恽传》：“汉历久长，孔为赤帜。”章怀注：“言孔丘作纬著历运之期，为汉家之制，汉火德尚赤，故云为赤制。”按照这些说法，纬书就是孔子为汉制法之作；且做纬书之时的孔子已升天为神，比“素王”更具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