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温州买枪
南汇老港是浦东在东海的出海口，蒋树楼拉起一支队伍把持港口。鬼子大"扫荡"后，这支队伍投降了日军，改编成伪军，蒋树楼仍然用这支队伍控制老港。我们与蒋树楼接触过几次，他基本上不反对我们。为了保证这条从浦东到浙东的安全出海口，我们也给蒋树楼留条财路，不去触动他的利益。蒋树楼为了站稳脚跟，对日本鬼子投其所好，专门从上海搞来一些妓女，请鬼子的客，这样鬼子就对蒋另眼相看了。而蒋树楼呢？太太平平地去做他的生意。
当时，我们部队枪支缴了不少，但短枪和子弹比较少，而用量又很大。我们研究决定，找蒋树楼想想办法。因为他关系多，能否通过他的关系给我们买些枪支弹药。我们把这个意思给他说后，蒋对我们说："温州那里有枪，可以通过国民党军官买到，但要送厚礼。"我们要求由蒋出面，用蒋的船，通过他的关系去买。蒋同意了。
蒋树楼讲的"厚礼"，就是当时市场上不易买到的荷尔蒙注射液。当时温州没有沦陷，那里的国民党军官十分腐败，天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这些刺激药十分抢手。为了搞到枪支弹药，我们派人到上海租界的药房里，高价买了这些东西。
派什么人去合适呢？为了让蒋树楼放心，我们派了中队长周志萍去。周志萍是蒋树楼的朋友，原来是常备中队的，他会"白相人"应酬交际的那一套，蒋又比较信得过他。为了防止意外，又派了共产党员卫民同志同往。我们准备了两大海船"花．衣"（即棉），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子。
周志萍、卫民等到了温州后，把花衣卖掉换了钱，通过蒋树楼关系，用那些高级"礼品"，买通国民党军官，层层打通环节，买到了五六支"快慢机",1000多发子弹。周志萍到了温州后，原有的恶习难改，手头又有了一大笔现钞，加上温州生活方式腐烂，很快堕落了。他整天花天酒地，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怕卫民揭发他，就想把卫民拖下水，但遭到了卫民的严正斥责。周企图赖在温州不回来。卫民同志好说歹说才把周劝回浦东。
回来后，卫民就向我们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立即审讯周志萍，经查帐核实，许多钞票被他吃喝嫖赌花掉了。在浦委书记姜杰主持下，于1944年五六月间，公开枪毙了贪污腐败分子周志萍。
我们这次假蒋树楼关系去温州买枪，虽然花费不小，但这些粒粒能打响的子弹和崭新手枪，还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这个做法，后来也得到浙东区党委的肯定。
6."江山丢了，钱有屁用"
奉贤泰日桥有个小学教师叫张尚德，是鲍季良的表亲，抗战开始后失业在家。1943年冬，由上海《申报》馆潘姓编辑的关系，张结识了驻泰日桥的伪保安第五中队区队长沙干臣。他发现沙有爱之心，并有弃暗投明的表示。沙求张想想办法，张表示愿为他寻找一条出路。
身为国民党员的张尚德，深知"忠义救国军"名声不佳，就通过鲍季良的关系，直接找到我。我听完张介绍沙干臣情况后，首先称赞张尚德先生。我说："张先生深明大义，难能可贵啊！欢迎欢迎。"又说："如果张先生能够把沙干臣的这个中队拉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对抗日的很大贡献，我给你100万元奖赏，你去活动吧。"张尚德点头称是，敬佩我们的气度，表示尽力而为。我向他交待了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这100万元，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能买200多石大米。当时我们经费还不充裕，部队生活比较艰苦。但我想，哪怕吃咸菜、豆腐汤，花这笔钱也值得。泰日桥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为了敲掉它，已打了几次。沙干臣的那个伪军中队，有一定战斗力，武器装备较好，如起义成功对全浦东震动会很大，我们也可以得到发展。我读过《孙子兵法》，十三篇《用间篇》中说，你要用间谍这种人，是不能怕花钞票的。刘邦打项羽就是这样，叫陈平搞反间计，把钱用尽就是了，否则垮了台钱还有屁用。我们若把江山丢了，钱还有什么用。何况，他起义不成，我也一分不少。
经过张尚德数月的工作，沙干臣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沙委托特务长潘文华（后改名丁坚）为全权代表，与张尚德一起到我们支队部商谈反正事宜。张尚德和潘文华向我汇报了沙干臣率伪军中队反正的决心和可能性。我表示：浦东支队欢迎沙队长率部起义，在必要时我们密切配合行动，具体日期另行商定。在谈到起义具体事宜时，我说"起义后必须向日军开火，以示真正的爱国心"。这一条件一点也不过分，也是接受了以往伪军假反正的经验教训。只要向日军开火，即使假戏也是真做了。他们表示同意这么干，回去一定向沙队长转达。
潘文华来我们部队，还有一个任务，他要具体摸清我们部队的底细，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不准备把部队拉出来。经他来部队与我多次谈话和观察，断定我们是新四军。所以，谈判结束后，潘文华向我谈了他个人的事情。原来他是共产党员，在新四军苏北六师敌工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往嘉定搞策反伪军工作，不久该部调防到奉贤县，他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要求我给他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我向他表示："你的组织关系，由我们负责与上级联系，这次策反工作务必做好。"我感到这位同志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认真负责地做策反伪军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我高度称赞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
1944年4月28日，潘与沙干臣密议反正行动计划，直至深夜。潘在返回驻地的路上被日军扣留，经再三申辩后才获释放，但他的行动已引起日军怀疑。次日，日军宣布把他驱逐出泰日桥镇。潘文华以了结经费需下乡数天为由，被获准留数日。这一意外事故发生后，沙干臣命令潘立即带了2名可靠士兵，离开泰日桥，赶到我们支队部，汇报紧急情况，与我们商定了反正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事项。
1944年5月3日傍晚7时许，一区队长沙干臣、中队特务长潘文华，率伪军保安第五中队在泰日桥宣布正式反正。中队长张潮毅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企图制止，反正部队立即将其击毙在中队部门口，同时被击毙的还有三区队长陈静波及中队长亲信3人，击伤二分队长等2人。反正部队还以坚决迅猛的动作冲进日军警备队，击毙日军7人，击伤日军警备长烟野少尉及士兵2人，缴获步枪2支。接着，沙干臣等近百名官兵，携带轻机枪1挺、步枪70余支、短枪2支以及全部弹药，迅速撤出泰日桥镇，与接应他们的浦东支队小分队会合后，队伍随即到我支队部，在南汇县塘东地区流动了几天，5月底由海防大队把他们转送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得到纵队首长的热烈欢迎。
部队离开浦东时，支队秘书鲍季良按潘文华提供的花名册，每人奖励大洋4元。为表彰张尚德先生策反成功，鲍秘书代表部队酬谢伪币100万元。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入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沙干臣同志也参加了革命队伍。1947年1月，沙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七团二营副营长时，在山东鲁南战役中英勇牺牲。
7．黄志英叛变
在复杂的敌、友、我斗争中，我们在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化敌为友；敌人也会利用各种关系，抓住我薄弱环节，打进来，拉出去。这也是我们在反"清乡"斗争中同样必须面对的现实。黄志英的叛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也是深刻教训。
黄志英是七仓墩一带人。他早年在周大根领导的"保卫二中"干过，部队被敌人"扫荡"遭到重大伤亡后，他回家了。地方上成立守望队，因黄在部队呆过，就请他当队长。后来我们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支守望队收编过来，黄也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1942年部队从浦东到浙东时，他没有去。我带11个人的短枪队回浦东，专门选择了徐宝生，就是因为徐宝生与黄志英比较熟悉。我回浦东后，黄志英是第一批归队的。
在反"清乡"斗争的初期和中期，他在除奸和攻打敌人据点等许多次战斗中，表现较好，也是敌人悬赏通缉的重要对象。他活动能力较强，也能打仗，但喜欢独立活动，过不惯与部队长期流动的艰苦生活，所以经常向我请求"特别任务"。我也用其长，有时叫他带几个人，去完成特别使命。那时候，敌人要抓他，杀他，他没有动摇。但到了反"清乡"后期，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反动派也重视用收买的办法来瓦解我们的队伍。黄志英活动范围大，特别使命多，与各种人接触多，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带了一二十人在奉南活动，在顽固派名利的拉拢下，慢慢远离我们。
收买拉拢他的是国民党"忠救军"马伯生。开始的时候，马伯生对他讲："你跟诸亚民抗日，命赔了，自己一点好处没有，跟我马伯生至少日子还好过。"顽固派从生活腐化，高官厚禄下手，给他弄了个漂亮的小老婆，吃喝挥霍。钱花光了，他就开始不通过我们，在外敲"竹杠"。思想越腐败，越想动歪脑筋搞钞票。当我离开浦东去浙东开会期间，马伯生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收买黄志英，除了生活上继续满足他的需要外，还造谣说："诸亚民在浙东被软禁起来了，不会回来了，没有诸亚民你命保不住，还是到我这里来吧，我给你当一个大队长。"黄信以为真，迅速叛变。他为了抢夺我们征收的爱国捐，杀害了卫民同志，并把一个一二十人的特别行动大队拉到马伯生的"忠救军"里去了。
黄志英叛变时，我正在浙东开军政大会。1944年11月，我从浙东开完会回来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给我震动很大。我与姜杰同志商量，由姜杰同志起草，以我的名义给黄志英写了封信。信的意思是：你黄志英跟国民党跑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不讲信义，你不要上当，只要你肯回来，你以前的那些错误，我们可以不计较。同时告诉他，我们的枪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你不应该拿走。黄志英收到信后，写了封回信给我们，由黄志明送来，并把六七支短枪还给了我们。信的大意是：我黄志英来得光明，去得正大，跟你跑了这一段时间，也算对得起你诸亚民了，枪还给你，但你们的部队我是不干了。
黄志英的叛变，使我再次认识到，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部队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涣散。一个军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就等于没有灵魂。勇敢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和目的，真正勇敢的人是政治上彻底觉悟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去舍生取义。
黄志英在青村港、塘外一带有他的基础，如青村港一家茶馆的老板就是他的眼线。他叛变后，在马伯生部当一个大队长，我曾想组织力量把他镇压掉，但不久，因部队西进执行更重大的任务，没有实现。
解放战争期间，黄志英又看到国民党没有前途，想脱离国民党部队重新回到我们这边来，因事机不密，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枪毙了。这是黄志英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
8．正义凛然，高风亮节
黄志英这类人，因政治上不坚定，在敌人金钱、地位、美女的引诱下，叛变了，但真正的革命同志是经得住考验的，我们的卫民同志就是榜样。他在叛徒、变节分子的威逼利诱面前，正气凛然，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拒腐蚀、永不沾，直至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卫民是南汇县四团仓北人，他与我党卓越的领导人张闻天同志有亲戚关系。1938年参加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南汇二中"文化教员"，五大队常备大队中队副、指导员等职，在部队里作战英勇。他也是我回浦东后，与陈金达同志等第一批归队的。1943年9月，我部在与奉贤新寺附近的日伪发生遭遇战中，他的下腹被打穿了，鲜血直流，他忍受极大痛苦，隐蔽在河边的秆棵柴荡中，后在一个老百姓的掩护下才脱离敌人的搜捕。
卫民伤愈归队后不久，我们正组织去温州买枪，因不放心周志萍，就派了卫民随同前去。临走时，我对卫民说："周志萍是因蒋树楼的关系要他去的，钞票都在他身上，这是浦东人民的血汗，你跟去就是要周志萍把枪买回来，你和周志萍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要你去是因为我们信任你。"到了温州后，他牢记我们对他的重托。周志萍吃喝嫖赌，怕卫民揭露他，就企图把卫民也拖下水。有一次，周志萍弄来一个妓女，推到卫民房间里，无耻地对卫民说什么"钱我付了"。卫民把这个妓女赶了出去，对周说："钱是支队长叫我们来买枪的，怎么可以这样花呢？"周大为不满，扬言要留在温州不回浦东去了，要挟卫民要投奔国民党。卫民一看这样拖下去不行，不仅枪买不到，钱也被他花光，时间一长周志萍很可能公开叛变。卫民假装对周说："这里我们孤身两人，本钱不大，还是先回去交了差，下次来温州多带些人和搞些枪，投诚才可立大功！"周志萍手里的钱也花光了，温州也呆不住，只好跟着卫民回浦东。回来后，卫民立即向我们揭发了周志萍的罪行。
后来部队不断扩大，卫民同志被分配到鲍季良同志领导的征收队工作。他手头掌握着大量经费，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常说："部队的钱来得不易，能省就省。"
1944年秋，卫民被派到奉贤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的地区活动，负责三个区的征收工作。黄志英为截留征收资金，拉拢卫民，要卫民在支队部面前讲好话，还企图贿赂卫民。卫民毫不动心，向支队部如实作了汇报。黄志英为掩盖其不良用心，对卫民同志怀恨在心，寻机予以报复。
1944年10月9日傍晚，天色已暗。黄志英的部下宋治平，外号叫"小白皮"的，带了10几个人，到奉贤三官堂地区。卫民正在盛阿弟家与征管人员开会。宋治平这些家伙，走进去用手威卫民等同志，把他们一个个"请"出屋外。盛阿弟的母亲一看苗头不对，恳求小白皮："卫主任邪好的，不可得罪他！"这些家伙带走了卫民，走出几里路，到了一个牛车棚里，几个征收人员被释放了，但卫民却被绑了起来，押到奉贤三官的塘外地区，在那里被杀害了，是年28岁。
卫民同志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为了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和革命气节，而被叛徒、腐败分子杀害。我们与敌人进行这种斗争，同样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
9．谋害我的企图
敌人为了消灭浦东游击队，把我作为重要目标，为了把我除掉，可谓"机关算尽"。江锦松派人谋害我就是一例。敌人以后还有多次，甚至还要老百姓削尖了竹子刺死我，说我的枪是经常打不响的，真是又气又好笑。那时，我考虑的只是带好这支部队，个人的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无所畏惧。浙东纵队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后，还专门来电指示，要浦东支队注意我的安全。这也是党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但随着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局面的逐步打开，来部队找我的人也比较多，鱼龙混杂。为做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人来抗日，我又都得亲自出面接待。有时留他们吃饭，甚至放胆让他们与我睡在一起。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保镖，只有十二三岁的三四个小战士。我身体壮实，力气大，有三两下"三脚毛"的拳脚。要是一二个人来搞我，自信还能对付。我的态度是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算，又要大胆镇定地做好工作，不能因敌人要谋害我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熊剑东的税警团里，有一个开小差的伪警跑到我们部队，留下了枪支。我们给他钱，把他送走了。熊剑东知道这件事后，就设了个圈套。他布置了2个人，用"拖枪逃跑"的诈降计，来到我们部队。一个要求回家，一个则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看来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们就把这个人留了下来。开头我们不太信任他，把他留在支队部考察，也不发枪。过一段时间，看他表现不错，就编到班里，他工作当然很"卖力"。我们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三区"兄弟会"作报告深夜回来，孤身一人。我刚跨过一座小桥走过去，正巧那家伙站岗，他喊："口令！"我回答了。他一听是我声音，就朝我"咣啷"一枪，子弹穿过我棉袄的左腋下飞出去了。我奋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当场逮住。经过审问，他老老实实交代是熊剑东派他来暗杀我的，事成之后给他多少奖金。他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外出，正好利用"站岗"放哨机会，想把我杀掉。
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伪军教官，通过黄志英的关系，带了几个伪军"拖枪"投诚到我部来。当时我们对他底细不清，也把他留在支队部跟我们一起流动，几个月没有分配他工作。因为对这种身份的人，工作的确很难分配，编到支队部短枪队吧，他的来历尚未搞清，我们不放心；编到班里去吧，又不能体现党对投诚伪军官的政策，所以，暂不分配。可是他呢？心里急了，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一天，我们部队住在李家桥附近，他趁我不在支队部，就偷了我们缴获来的一只挂表和几块银元，不声不响地溜走了。部队开拔时，突然不见了挂表和银元，王教官又失踪了。部队马上要走，就把搜索任务交给了地方。
这个王教官仓皇逃出后，游过了几条河，浑身湿透，天亮时到了土窑，迷了路。他就问老百姓："头桥怎么走？"他问的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部队的联络员唐金兴。唐一看对他产生了怀疑，就假装热情招待他。不一回，窑上的其他几个老百姓也来了，把他捉住，送到了我们部队。一搜查，挂表和银元都在他身上。经审问，原来是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派他来"放长线，钓大鱼"的，用几支枪想骗取我们信任。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还有一次，奉城伪税警队也跑来一个人，要杀害我，结果错杀了我们的一个警卫战士，这个家伙被他逃跑了。
刘铁城为了杀我，在部队里专门出了赏格，说活捉我赏多少军票，打死我赏多少军票，通风报信多少军票，等等，这些也都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脑子里，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敌人是失道寡助，我们是得道多助。
【朱亚民，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37年任香港印刷业工会执委，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港厂党总支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2月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赴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历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淞沪支队支队长，淞沪地委委员等职。解放以后，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82年正式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