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家评传》中，对新文学史专家刘绶松有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座桥梁，连接了古典文学的厚重与现代文学的锋芒，却在时代的裂痕中陨落。他的命运，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缩影。”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中国新文学史专家刘绶松先生的故事。
1912年，刘绶松出生于湖北洪湖的一个普通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刘绶松从小就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熟读传统典籍，青少年时期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春风的沐浴，对白话文学和社会变革产生浓厚的兴趣。
1935年秋，刘绶松参加清华大学的转学考试并成功被录取，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习，在此期间，刘绶松师从古典文学名家刘永济、黄侃等，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抗战全面爆发后，受时局的影响，在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同时，刘绶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以笔为剑创作抗日诗文，主张“文学为时代发声”。
1938年，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刘绶松先后在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等学校任教，讲授古典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战火中的现实案例，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受左翼文学思潮影响，刘绶松逐渐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关注鲁迅、茅盾等作家的思想性与革命性。
新中国成立后，刘绶松被调入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在此期间，刘绶松主持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率先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填补高校学科空白，此外，刘绶松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框架，系统梳理1919至1949年文学发展脉络，编纂出高教部委托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即《中国新文学史初稿》。
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刘绶松还讲授毛泽东诗词，深受学生欢迎，并撰有《崇高的理想，豪迈的词篇——读毛主席<昆仑>》等文章，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刘绶松的《高等院校教材》也被指定为高等院校教材。
然而，就在刘绶松入党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刘绶松在“大鸣大放”中批评高校学术评价过度政治化，主张“文学研究应尊重历史客观性”，因此被定为“右倾”，不仅被剥夺了教学资格，就连著作都停印了，刘绶松则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说：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
即便刘绶松如此检讨，仍然没有逃过十年运动厄运。
1966年十年运动开始后，刘绶松被污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和抄家，手稿与藏书也被毁于一旦。
刘绶松的妻子张继芳曾经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被指控为“特务”，因此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刘绶松夫妇被隔离审查，1969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刘绶松夫妇被允许回到武汉大学教职工宿舍的家中。
随即，刘绶松夫妇双双上吊自尽，那个年代，像刘绶松这样自尽的是不准许留骨灰的，因此，刘绶松夫妇的骨灰也没有准许留下，临终前，刘绶松仍然能坚持“历史会还文学以公正”。
1979年，经武汉大学党委同意，在在武大体育馆召开了“刘绶松平反昭雪大会”，刘绶松得以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