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孙熙国：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思想定位

[摘 要]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一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其实,马克思晚年所做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摘抄、批注和书写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追求。这些研究和探索并不像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马克思的非典型研究成果,更不是他成熟时期理论研究的中断或转移,而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这一思想主题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在对他者理论的或批判或褒扬、或肯定或否定和摘记标注中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取向和立场观点,深化和完善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思想主题的研究。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读与摘记是其自觉地有意识地回应具体的实践问题与时代难题的必然选择,是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和已有的资本主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研究素材、拓展研究思路的最新成果。

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5卷出版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进入国人视野,并逐渐为学界所瞩目。该书收录了除《约·布·菲尔〈印度与锡兰的雅利安人公社〉一书摘要》外的其他四个笔记,即《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和《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菲尔笔记中译文随后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至4期发表)。但是,正如苏联专家所说,马克思晚年笔记是“他的极其丰富的理论遗产中被研究的最少的部分”。就连马克思传记和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类别的著作,对《人类学笔记》也罕有提及。国内一些学者对《人类学笔记》的内容和意义仍持有疑义,怀疑这些笔记性质的文字、这些有限而简单的摘抄、批注和符号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思考和探索。

一、马克思的“一以贯之之道”与《人类学笔记》的写作主旨

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学界一直存在着许多误读。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创立。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些笔记时,得出了“理论兴趣中断论”“学术阵地转移论”“青年马克思回归论”“慢性死亡论”“不可饶恕的学究气”等结论。不能否认,马克思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这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马克思一生研究的主线都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在这一意义上说,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的研究从未出现过“根本性的中断”和“转移”,也没有“退缩”和“改道”。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探索是为了完善、发展和深化他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主题的探索,这是马克思的一以贯之之道。

第一,从马克思的毕生追求和他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来看,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试想,以致力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毕生追求和使命的马克思会在晚年对之前的革命信仰产生动摇,会对之前的致思路径产生怀疑,会甘心躲进故纸堆、抱臂旁观吗?因此,无论说马克思是单纯为了开辟人类学新领域而做笔记,或指认马克思是单纯出于好奇古代史的新知识而做笔记,或者说马克思是为了单纯探索俄国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做笔记,或指责此时的马克思陷入了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梁赞诺夫语),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他晚年所做的笔记依然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这一理论和实践主题的探索。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自白》(对他女儿所提问题的回答)中所说,他的特点是“目标始终如一”。

其实,少数国外学者已经看到了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和古代史研究笔记的根本目的。如R.杜纳耶夫斯卡娅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是在设计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放弃他毕生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所作的分析,更不是取消他所发现并称之为‘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和革命新天地。恰恰相反,马克思在深入考虑他四十年来所思考的人类的发展和他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布洛克则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是在为谁的自由而努力,他说:“马克思准备为被压迫人民重写一部人类史书,以便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本质,以及这一压迫是怎样产生的。对马克思来说,这项历史学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工作,因为他相信,通过对以往历史的研究去揭示工人的处境,能够使他们更好地为改变这一处境而斗争。”

第二,从唯物史观的研究内容来看,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思想自我完善的重要一环。物质生产既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又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要想把握整个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要立足当下的感性观察,更需要从古而来的历史追问;不仅要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现实,更需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如果说,马克思在青年至中年学术研究主要着眼于对人类社会本质、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的探索和阐释,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那么,晚年马克思则通过对古代社会人类劳动史的考察,延续并完善了唯物史观理论。为此,他阅读了科瓦列夫斯基和菲尔的著作,其中主要论述的是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及相应的社会结构状况;他批判了梅恩,其中大多涉及古代社会的法律、行为习惯、观念问题;他同时批判了拉伯克,其中大量论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宗教、神话、道德等的产生和作用;他还重点摘录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从而比较全面地从物质生产、技术能力、家庭婚姻、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等方面探索原始人类的生活与古代社会的演进。马克思通过对这些人类学著作的选择与研究,将对人类解放的探索聚焦在劳动生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私有制度以及人的经济关系、社会共同体以及人的政治生活、精神束缚以及人的意识发展等四大方面。这里不仅包含对唯物史观研究在材料上的扩充,也有观点上的深化与完善。

第三,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演进来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探索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一直没有止步、没有“改道”和“转移”。马克思晚年所做的《人类学笔记》,在材料的取舍上,经过了严格的鉴定甄别和二次加工。他所抓取的研读对象,都与他之前思考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主题紧密相呼应。譬如说,《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在晚年利用史前社会研究的新成果,把这一理论的研究推进到史前社会,为进一步考察两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新的事实根据。譬如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立足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私有制起源,此后马克思急需在占有更广泛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深入探究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源流关系、私有制是如何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工作马克思在早年没来得及做,晚年的笔记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譬如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反杜林论》和《法兰克内战》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史前史的一些精辟看法,但因当时资料的有限导致一些理解和结论带有一定局限性,这就需要扩充人类学和史前社会的资料,以深化一直以来尚未解释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得到了关注。譬如说,在宗教观上,马克思沿着早年和中年把宗教问题归结为现实问题的思维路向,通过对原始宗教的解说与考察,揭示了宗教在历史上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根源,展现了宗教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及其对人民的麻痹与控制。譬如说,关于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论述,继早年确认了私有财产在政治国家中的本质性意义,以及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从私有制来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到了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进一步补充研究了奴隶制度下财产的基础性地位、管理机关和法律得以建立的根本目的,以及专制政体、帝国主义、君主制、特权阶级和代议制的民主制当中的财产因素,阐释了国家产生前的氏族社会、氏族制度的存在及其与君主制度的不相容性,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都是他早年和中年研究主题和研究工作的延续。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中所做的所有工作,一直紧紧围绕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主题,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拓展和深化了这一主题的研究。

二、马克思的思想取向与《人类学笔记》的思想追求

在“破”中“立”,在否定中肯定,在批判中建构,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一大思想特征。阅读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摘录的内容及其作者,或扬或抑,或褒或贬。例如,在对相关人类学著作的摘引、标记、评论中,马克思对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著作表现出了极大耐心和重视,相反,对梅恩、拉伯克等人则予以尖锐的批判、嘲讽和诘责。否定和肯定、批判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对某一观点的否定,就是对另一观点的肯定。对某一思想的批判,就是对另一思想的坚持。点评本身就直接表明一种态度、一种立场。对此,马克思曾做过解释——据保尔·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晚年依然保持着对书的热爱,喜欢折书角、划横线、做记号、打问号或惊叹号,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马克思甚至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显然,马克思是根据自己所持的理论、观点、立场进行摘录与评析工作的。

譬如说,摩尔根的许多论述与马克思以往研究的成果颇为相似,因而引起了马克思的共鸣,因此他在旁边加了竖杠或在下方划了横线。马克思对梅恩的评注却十分尖锐,他用了“蠢驴”“厚颜无耻”“天真”“这家伙”等,对拉伯克也用了“畜生”“头脑简单”等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对科瓦列夫斯基的态度。一方面,两人在政治上距离较大;另一方面,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在1876年后与科瓦列夫斯基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称科瓦列夫斯基是“我的‘学术上的’朋友之一”;科瓦列夫斯基也曾回忆“同《资本论》的作者的长达两年几乎每周一次的思想交流”。西德学者哈斯蒂克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他说:“在马克思的笔记中,科瓦列夫斯基常常自相矛盾;恰恰是这种矛盾和大量批判性和引申性的评注使得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阅读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所作的笔记,主要表达的是马克思自己的见解。”因此,通过马克思的点评,我们可以追寻到他本人所持的理论、观点、立场,正面解读或反面推敲出他关于原始土地公有制、私有财产与私有制度、殖民剥削、宗教奴役等问题上的观点,特别是以前马克思研究中的薄弱问题,包括氏族理论、家庭演变、原始社会阶段划分,等等。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思想的集中证明见于他对摩尔根氏族理论的肯定和对格罗特、梅恩等人的批评。马克思为什么对摩尔根如此关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序言中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妙,他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在坚持物质资料生产是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工具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等观点上,马克思和摩尔根是一致的。通过研读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改变了他早年所持有的“氏族产生于个体家庭”观点,明确论述了氏族早于个体家庭,并多次提到氏族的重要意义。他不仅接受了摩尔根的这一理论,同时还用这一理论批评了《希腊史》的作者格罗特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说法。他指出,格罗特关于“希腊人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户宅、炉灶或家庭’的观点是‘荒谬的’。”他进一步指出,格罗特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主要原因是他把罗马家庭的特征搬来套在荷马时代的希腊家庭上去,这是他不了解氏族的起源、产生对家庭发展的影响造成的。马克思还批评梅恩用存在于印度的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取代氏族的谬论,讽刺拉伯克为很多处于较低阶段的部落中盛行一个男子的继承者不是他自己的子女而是他的姐妹感到奇异。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愚蠢”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氏族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状况导致的。马克思还肯定了摩尔根对五种家庭形式历史发展的考察,进而认识到史前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血缘亲属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对于社会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亲属制度则是被动的。马克思把相对于血缘亲属关系的亲属制度比作社会的上层建筑,深刻地指出,“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是如此”。针对格罗特把血缘亲属关系看作观念关系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特别强调其客观性,指出了它的性质“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由此,马克思对物质的血缘亲属关系和思想的亲属制度作了区分,确认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史上的基础地位,从而将摩尔根的观点提升到唯物史观的高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进一步证明了:在阶级社会之前还存在一个漫长的无阶级社会。“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由此马克思确认了,从现代家庭萌芽时起的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汲取摩尔根思想的合理内容的同时,马克思也对摩尔根思想的不足和存在的缺陷作出了纠正和修订。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修正了摩尔根唯物史观的不彻底性。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共四编,其顺序是“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政治观念的发展”“家庭观念的发展”“财产观念的发展”。马克思在摘录时,把第三编放在第二编的位置上,把第二编放在第四编的位置上;他还将第一编第二章“生存的技术”改为“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并去掉“家族观念的发展”直接讲家庭的历史发展。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摩尔根原书的结构,即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国家的产生,改为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再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政治观念的发展,从而纠正了摩尔根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对他者理论的摘记点评、褒扬批判和肯定否定中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取向和立场观点,深化和完善他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思想主题的研究。

三、马克思面临的时代问题与《人类学笔记》的内容选择

哲学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对时代问题的形上解答。马克思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哲学和思想要想对当下的社会发生作用,就必须着眼于时代的实践,必须立足于问题的解决。那么,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和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对此,科尔纽深刻指出:“只有对照马克思先是在德国,后在法国、英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背景下提出的关于他那个时代的‘假设’,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运动。从《博士论文》(1841年)到《资本论》(1867年)这个期间,这个假设边确定,边变化、边深化、边扩展……20世纪的重大问题,仍然是世界革命问题、革命的可能性和非可能性问题、革命的胜负问题、革命能否改变世界和解决人的问题,这一切怎么能否认呢?”毫无疑问,马克思晚年面临的时代任务和相应的理论主题依然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

首先,马克思原来设想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总崩溃迟迟没有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遇到了新的问题。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资本论》第二卷,笔者注)。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同时,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快速取得胜利也并未实现。相反,西欧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革命意识开始衰退,甚至“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如何看待和应对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所遇到的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困惑晚年马克思的重大的核心问题,也是推动马克思关注人类学和古代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因。

其次,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世界各国、各地区一些进步学者和革命者开始将这一崭新理论作为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指针和指导革命行动的指南。为此,他们不断与马克思通信讨论本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如何看待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与反殖民的革命,如何认识现存的农村公社和原始社会形态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景,成为摆在马克思面前的新的重大课题。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881年,马克思应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之邀谈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尽管马克思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几易其稿,还是没能给出明确答案。正是这些困惑和问题促使马克思把他的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演进过程。

最后,人类学和古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促使马克思关注人类学问题和原始社会研究,并借助于这些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为此,马克思除了阅读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和菲尔等人关于人类学的著作,还阅读了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莫尼的《爪哇,怎样管理一个殖民地》等,而且通过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和菲尔等人的著作间接接触到了拉菲托的《美洲蒙昧人的习俗》、斯密斯的《游几内亚》、巴特尔的《平克尔顿游记汇编》、卡特勒梅尔的《论埃及及其某些邻国的地理》、斯克尔克拉夫特的《印第安部落》、弥勒的《美洲原始宗教史》、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巴霍芬的《母权论》、凯姆斯的《人类史》,等等。这些人类学和古代历史研究的新进展给马克思探索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路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思想资料。

人类学和古代史成果的不断涌现,促使马克思在长期分析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之后,将原始社会和残存原始遗迹的地区作为其理论视野中的焦点予以关注。在过去马克思的解放意向中,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运动,就落实于破除不合理“分工”、扬弃“私有制关系”、消灭“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形成“世界历史”的系列活动中。这必然要求马克思进一步探索原初的个人生活是什么样的,探索不合理的分工、私有制、虚幻共同体、世界殖民掠夺等是如何发生与演化的,探索这些不合理的异化现象是如何在历史上形成并发展到今天的,由此反推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通过研读人类学和古代史著作,马克思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内在矛盾、生产力、解体过程或延续过程的规律性,从人类的自身生产和人类的社会生产中来把握史前社会结构及其演进历史,进一步论证了生存技术、婚姻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社会政治管理机关与社会变革的必然联系。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和古代历史研究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和理论佐证。

总之,时代主题、历史使命和科学发展促使马克思关注古代社会及其现代遗存的经济、政治、社会风貌与内在机制,以探索完善和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晚年马克思正是为进一步探求人类通往共产主义、实现彻底解放的可能性,才回溯人类社会如何从原始公有制步入私有制的历史进程,揭示人类未来又何以从私有制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公有的理论根据和现实路径。由此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中断了它平生最为看重的著作《资本论》的写作,不顾晚年老体迈而向新的研究领域发起了冲锋;也就不难理解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为什么面对世界人民困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方法和道路的紧要时刻,马克思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人类的远古时代;也就不难理解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为什么不急于寻找解决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锁钥,而把注意力放在未发生危机的、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始北美、墨西哥、秘鲁、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原始部族与农村公社。正如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说:“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现代社会最终会以“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后来他在摩尔根笔记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因素……这即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的这两段话深刻揭示他晚年所做的系列笔记的真正原因是探索人类解放、最终进入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这些笔记是其一生理论研究和探索的继续和推进。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和探索不像一些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马克思的非典型研究成果,更不是他理论研究的中断或转移,而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这一思想主题的完善和发展。

作者:张莉、孙熙国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