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1941年6月时，柏林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到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到1941年6月中旬，这种交谈引出了关于德国与苏联日后会保持何种关系的大量谣言。

有些传言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例如有人声称苏联同意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99年，还有人说苏联即将加入《三国同盟条约》，甚至有人称斯大林会亲赴柏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

但据定期监控德国民众想法的党卫队保安处报告，另一些人（尽管只是少数人）坚信德国军队在东部的大规模集结意味着与苏联的战争迫在眉睫。

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希特勒怀着越来越激动的心情度过了“巴巴罗萨”行动发起前的最后几天。

他的空军副官戴维·欧文注意到，元首看似“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焦躁不安，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一刻不停地来回踱步，似乎正焦急地等待某些消息”。

“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最后几个难挨的日子里，希特勒的失眠症再度复发。他彻夜难眠并反复自问，他的宏伟计划中是否有什么漏洞可能会被英国人利用。他相信自己已把所有漏洞都堵住……希特勒每天与希姆莱、莱伊、黑韦尔、里宾特洛甫、赛斯·英夸特这些尽职尽责但又疲惫不堪的心腹讨论土耳其、俄国、战争和作战问题到清晨三、四点，可还是需要服用镇静剂才能入睡。”

6月18日，除德国以外的各国报纸公开猜测希特勒何时发动对苏战争，苏联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请求会晤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无意间把希特勒推入了最焦虑的时刻。

黑韦尔在希特勒总理府写下一篇不安的日记：“重大问题：杰卡诺佐夫宣布他将会晤国务秘书。他带来些什么？难道斯大林打算此时采取出人意料的重大举措，向我们做出大幅让步？元首和外交部部长不得不消失，不能让人找到他们。”

但次日傍晚，里宾特洛甫打来电话说，杰卡诺佐夫下午6点拜访了他的国务秘书，讨论的纯粹是日常事务，开了几个玩笑后就离开了。

虽然希特勒躲过了最后一刻的外交子弹，但仍有许多问题让他牵肠挂肚。

对苏战局开始前，德国的情报工作严重不足，通过空中侦察、无线电通信分析和其他手段，德国人对红军在边境地区的集结情况掌握得相当准确，可他们还是高估了边境地区苏军师的数量，而且没有注意到对方沿维纳河和第聂伯河集结的第二梯队力量。

另外，德国人对红军巨大的动员能力“一无所知”。

陆军总司令部东线外军处1941年1月1日发布了一本关于苏联军队的手册，充分说明德方对其对手是多么无知，这本手册承认，他们对红军战斗序列知之甚少。

就连他们为对苏战局准备的地图也远远不够，特别是在确定哪些道路和桥梁能承载坦克和其他重型车辆方面。

一般说来，东线外军处对红军的整体评估只能称为“不完整，不准确”，因此，它“无法纠正德国军事思想中对俄国的错误印象”。

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领导该机构的埃伯哈德·金策尔上校没有在情报方面受过特殊训练，他不会说俄语，亦未掌握关于苏联及其武装部队的任何专业知识。

但希特勒是个聪明绝顶、直觉敏锐的人，肯定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巴巴罗萨”行动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基础上。这种意识至少部分解释了他在战争爆发前几天的焦虑不安。

6月20日前后，希特勒像往常那样在茶歇时告诉女秘书们，俄国存在某些“可怕”的东西，这让他想起《飞翔的荷兰人》中的“鬼船”。

33岁的速记员施罗德小姐“聪明、爱挑剔、经常会危险地直言不讳”，她问元首为何一再强调进攻苏联是他迄今为止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希特勒答道：“因为我们对俄国几乎一无所知。它可能是个大肥皂泡，也可能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希特勒的外交联络官瓦尔特·黑韦尔在6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元首对俄国战局抱有很大期望。他多么希望现在是开战十周之后啊。毕竟始终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站在一扇锁住的房门外。我们会遇到秘密武器吗？会遭遇狂热分子的顽强抵抗吗？他现在不得不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告诉我，今天上午他再次仔细考虑了每一个细节，但没有发现敌人战胜德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