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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奉新耕香院的朱耷时年49岁，遁入空门已然26年。他假托老友黄安平之名，画了一幅《个山小像》，小像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瘦马临风的他：戴着斗笠，眼窝凹陷，聚颇有须，双手交叠，神情散淡忧伤。他在小像上自讽且坦陈心事：没毛驴，初生兔，嫠破面门，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咄!他回首往事：甲申大故，敷天痛心，东南事复，有不忍闻见者。那段尘封的往事始终是横亘在他羁旅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康熙十六年(1677年)，朱携带着《个山小像》重访介冈菊庄，他告诉饶宇朴，他将云游四方，求诸绘艺，言语之中尽是回归尘世的念想。饶宇朴听到他还俗的打算，惊诧莫名，但终究还是欢愉。饶宇朴在《个山小像》题跋写道：“丁巳秋，携小影重访菊庄。”在那个秋天，时间的刻度被重启，回忆的闸门洞开。《个山小像》画面上记满了在不同情势和心态下朱耷及其他友人题字，如谶语，亦如天书，那是朱耷在介冈的生活、思想的概括与总结，从中呈现出一段艰苦的心路历程。菊庄谈话的实质性意义，是朱耷向饶宇朴交代后半生，他因在介冈禅门而声名鹊起，亦在介冈告别禅门。康熙十八年(1679年)，胡亦堂将朱延之临川官舍，年余，朱意忽忽不自得，默默不语，与人应答只是点头而已，他就好比是世人眼中阮籍，其间的枯寂与乖张不足为外人道。胡亦堂以为他的沉默不过是“浮沉世事沧桑里，尽在枯僧不语禅”，却不知这其实是朱耷隐疾发作前的征兆。次年夏天，朱耷的癫疾终于爆发，他暗哑、狂呼、大笑或哭泣，某一日，他将僧服撕裂并焚烧，走还故乡豫章。他悖于常理的行为举止，都符合精神错乱的模式。有学者认为：他假装狂癫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使自己置身于被参与的社会常规之外，避免受到从事反朝廷活动或表达遗民情感的嫌疑。这种隐晦的做法在中国行之已久，历史上许多名士多行其道，这或许是对于寻常伦理及纲法的华丽出逃。个中真实原因，唯有他的朋友邵长蘅一语道破：“山人胸次汨淳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如湿絮之遏火，无可如何，乃忽狂忽暗……"朱耷生活在污浊之中却做着清洁的梦，那种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慨叹：“凡夫只知死之易，而未知生之难也。
康熙二十年(1681年)，恰逢江南的梅雨季节，朱疾初愈，登临章绳金塔。绳金塔在唐朝天祐年间修建，相传有异僧掘地得铁函金绳四匝而得名。朱耷站在塔顶，感受四面八方的风，心下却怅惘至极，终于回到故乡，却在萧萧满目尘土中子然一身，他回想起在寺院中的修持，如同细细辨识梅子的味道，禅宗中提倡平常心即道，打柴春米、种瓜点豆皆是禅，然而寺院的晨钟暮鼓终是离他远了，他日常所见的皆是家长里短的坊间逸事，他的诗不再晦涩难懂，而是满溢着欢喜的烟火气息：人家翦彩玉儿钗，头上云凤布豹鞋。一陪妇翁大承顺，睡翁懒更差排。登临绳金塔远眺是朱耷的还俗仪式，此后，他蓄发过起了尘世生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盛夏七月，他写了一组《黄庭内景经册》书书法，并使用新的款署--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他在画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看似“哭之笑之”，与他的诗句“无聊笑哭漫流传”互为印证。与此同时，在他年到来之际，他的艺术亦走向了成熟，画作呈现了强烈的夸张变形，书法也变得狂放不羁。还俗后的八大山人与北兰寺住持澹雪交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北兰寺作壁画，借居于此。邵长蘅、龙科宝皆在北兰寺与他有过交集，邵长描述他所见的朱耷，喜饮酒，饮醉，醉后墨沈淋漓，亦不甚爱惜，随意送给贫士、山僧、屠沽儿，然而达官显贵持数金想买他一幅画，却不可得。龙科宝初见八大山人的画，是他画在北兰寺中的壁画，但见“松枝奇劲，莲叶生动”，然而龙科宝稍嫌“水中月影过大，且少莲而多石”。直至某一天在东湖闲轩宴饮遇八大山人，观其作画，深为叹服，认为他画的莲花尤胜，胜不在花，而在于叶叶生动，千姿百态。6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距“甲申之变”五十年整。八大山人首次在画上使用了一个新的花押，仿佛是龟形图样，其中隐含着“三月十九日”四个字。半个世纪过去，他始终未曾忘记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9日，明朝276年的历史至此然而止。那个寓意隐晦的花押在每次签署时，形体上都有较大的错动与变化，在清朝酷厉的高压态势下，朱耷寄寓怀念故国的深情只能如此婉曲。类似隐秘的印款与花押以各种不同的称谓在他的画作中频频出现，就好比是伍尔芙年少时随身携带的日记本，日记本上记载的全是她对伦敦城的想念：雨后的伦敦，潮湿街道，路灯弯弯曲曲照在人行道上。朱耷的印款则记录了他对逝去王朝的怀念以及他一生凋零的际遇，与之对应的是朱耷在《双雀图》上的题诗：西洲春薄醉，南内花已晚。傍着独琴声，谁为挽歌版?穷尽一生，朱耷都在唱一曲哀伤的挽歌。多年以后，朱耷终于明白，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可能成为悲伤的根源：一个场景，一幅画，一轮下弦月，一个王朝的更迭，如果不能忘掉，就会使人发狂。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然而人类的命运注定如此，而朝代的更迭又何尝不是?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八大山人画下长卷水墨画《河上花图》，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更是艺术与人生的完美结合。卷首，荷花从河上一跃而起，生机盎然，随即遇上陡峭山坡，荷花从缝隙中生长，枝繁叶茂中已见信屈聱牙之态，接下来是干的河床，荷花已渐呈凋零之状，至卷末，已是成片荒芜的山陂，仅有星星点点的兰草竹叶杂生。寒烟淡墨如见其人，淋漓苍厚、凝重渊穆已成为他暮年画作的主基调，不复早年的“白眼看青天”或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兀傲。整个世界已然与他无关，过往的时间就像光影中飞舞的尘埃，在影影绰绰的光里，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他已丢弃万事，唯愿“不如归到九峰巅，置个茶铛煮涧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方小镇八月漫长的日光，绝望却又一往无前，八十岁的八大山人写了一封信向挚友方士琯求救，描述自己的病情：弟以前日大风，感冒风寒，大小便闭塞，至昨晚小便稍得涓滴，而未可安眠也。性命正在呼吸，摄生已验之方，拣示一二为望。朱耷尚未来得及在信中倾诉的，还有对湮没在历史烽烟中王朝的怀念。在回忆浪潮的裹挟下，时间缓慢而悠长，飘浮不定，渐次化为一段回忆、一个景致、一个片断……他站在高处俯瞰众生，关注在时间流变中的孤独，以此探究在漫长一生中的得与失、喜与悲直至相忘于画中，泪流三行，湿漉的墨色枝条上绽放花朵。他绘画，从来不是为了名声，亦不是为了特定的观赏者，他深知：所有的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梦碎、人亡，所有伟大的艺术，最终都会指向虚无，没有什么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传递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在弥留之际的意识漫漶中，他如同一个溺水者，挣扎在回忆和忘却之中，在旋涡中找不到出口，往事一幕幕闪现：春寒料峭的二月，将军府例行举办马球竞技赛，策马击球的少年以及楼上观赏的美人，隔了岁月的烟尘，依然历历在目。年少时将军府的生涯，又骄傲又压抑，又魅惑又妥帖，就像拿了微微陈旧的粉扑敷抹脂粉，扑面而来的是明媚纤秾。大明王朝覆灭后，百花洲自此凋敝，昔日的缠绵与繁华，皆付东流，只余绵长的思念以及沉郁顿挫的乌衣王谢之叹。一切都物是人非，他仿佛梦游一般，在命运的森林里游走，天地广阔，但处处寒凉砭骨，只有介冈依然原封不动地在记忆深处，它曾是庇护他的港湾，无论他是忧郁的少年，还是垂垂老矣，它包容了他的一切：他的孤独、他炙热的激情以及无穷无尽的暗夜中无处安放的情绪。每当想起介冈，他心存感谢，但更多的是隐痛。介冈的万事万物，都刻有他忧伤的度数。在他的意识中，介冈的山峰与河流在一点一点离他远去，直到最后陆地消失，唯有阳光穿过四处弥漫的薄薄迷雾，闪烁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