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周恩来是仅有的没有后代的中央领导人，究其原因，并非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不孕主义，而是邓颖超的一次私自堕胎，为他们夫妇留下了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系确定于周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当时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但关系并未挑明，直到1923年的一天，周恩来给邓颖超寄去了一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这两人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也是一同赴死的革命伉俪。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道：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两人的关系这才确定。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后不久，就和邓颖超结成了夫妻。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认为，两人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他们是因为革命而结合的。
婚后不久，邓颖超就有了身孕，但那时候的她一心扑在革命上，认为生孩子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于是，她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就自行喝汤药堕了胎，之后她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大出血，差点有生命危险，周恩来对此非常生气，认为她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革命者应当拥有生孩子的权利。
其实，邓颖超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进步女性中并不是个例。
人称“永远的大姐”的蔡畅同志（蔡和森的妹妹），早年间在和李富春同志结婚怀孕后，也曾动过流产的念头。据他们的女儿李特特回忆，是她的外婆极力反对，说生下孩子后由自己抚养，蔡畅这才勉强同意生下李特特。生育刚一结束，蔡畅就在产床上做了绝育手术。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多次拒绝张闻天的表白，毛主席曾问刘英为什么，刘英的回答是：“怕生孩子。”
革命艰险而繁重，生孩子、养孩子和干革命有着天然难以调解的矛盾，很多革命女性为此都选择放弃掉自己的生育权，这是令人敬佩的一种选择。
在这次流产之后，邓颖超又有过一次怀孕，这一次她悉心养胎，胎儿茁壮成长。然而，到了她要分娩的时候，却赶上了四一二事变。
当时担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正在组织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情势非常危机。而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医院经历着难产。
由于孩子体格较大，超过了正常标准，无法正常分娩，医生为了保住产妇的性命，只能用产钳把胎儿强行拉出，结果胎儿的头颅遭到严重损伤，生下不久就夭折了。
当时正是国共关系破裂的非常时期，广州一点都不安全，邓颖超在生育之后无法坐月子就匆匆转移，这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医生说此后她都很难再怀孕了。周恩来接受了这个结局，说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吧！
1949年，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接受了我国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的诊治，林巧稚建议她可以进行输卵管疏通手术，这样能增加生育机率，但周恩来和邓颖超经过慎重思考，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
周总理和邓大姐终其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却收养、照顾了很多烈士的遗孤，把他们广博的爱洒向了更多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