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吴运铎被炮弹炸伤，不得不回到后方接受治疗。因人手不够，一个小媳妇被派来照顾他。这天夜里，小媳妇推开门，被吓得“嗷”一声惨叫，捂着脸转身就跑。吴运铎一拍大腿： 这下闯祸了。 1942年的淮南根据地，竹林掩映的山坳里，藏着新四军的命根子——兵工厂。吴运铎，就是这个厂的“技术大拿”。那时候他正捣鼓一种新式手榴弹，想把引信改短点，威力提上来。 他干啥都喜欢自己第一个上。结果“轰”一声，新家伙提前炸了。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左眼黏糊糊的，啥也看不见；右手没了知觉，像块不属于自己的破布。身边的小学徒哭得跟泪人似的，他想安慰一句，嘴里却满是铁锈和泥土的腥味。 送到后方医院，医生一看直摇头，叹着气说：“左眼保不住了，右手也得截掉一截。” 手术就在老乡的土坯房里做，没有麻药，吴运铎嘴里死死咬着根木棍，硬是没吭一声。对他来说，这点痛不算什么，真正让他心焦的是，前线还等着他回去改炸药配方呢。 躺在床上，浑身缠得跟粽子一样，动弹不得。医院人手紧张，医生护士个个忙得脚不沾地。村里看他是个重伤员，就派了个叫春桃的小媳妇来照顾他。春桃刚结婚不久，丈夫也在前线，是个话不多、脸皮薄的姑娘，每次端药进来，头都快埋到胸口了。 她干活很细心，换药时，吴运铎能感觉到她的手在抖。伤口刚长新肉，又痒又疼，一碰就像千万根针在扎。吴运铎额头的汗珠子往下滚，春桃看着，眼圈也红了，小声嘟囔：“俺家那口子，也不知在前线吃没吃这种苦。” 一句话，让吴运铎心里暖了一下。他知道，这姑娘心里也苦。 重头戏就在那个晚上。月光从破窗户洞里照进来，吴运铎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是春桃端着一盏昏黄的油灯进来了，想看看他被子盖好了没。 也许是油灯的光线不好，也许是她靠得太近了。灯光恰好照亮了吴运铎的脸，特别是他那只没完全闭合的左眼——整个眼球被炸得外翻，红色的肉组织暴露在外面，像个熟烂的桃子。 这画面冲击力太强了。春桃一个农村小媳妇，哪见过这个阵仗，当场就吓懵了。那声“嗷”的惨叫，划破了深夜的寂静。手里的油灯“哐当”掉在地上，火苗子一下就蹿了起来。她捂着脸，连鞋跑掉了一只都顾不上，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 吴运铎躺在床上一拍大腿，心里咯噔一下：“这下闯祸了。” 他忘了，自己这副尊容有多吓人。白天换药他都尽量闭着眼，没想到晚上把人家姑娘给吓跑了。他挣扎着想把地上的火踩灭，可一动就牵扯到全身的伤口，疼得他倒吸凉气。 那一刻，土坯房里又黑又静，只剩下他沉重的呼吸和伤口一下下的跳痛。这种痛，甚至比他13岁在安源煤矿当学徒时，被监工的皮鞭抽在背上还难熬。 第二天，吴运铎以为春桃不会再来了。没想到天刚亮，门又被轻轻推开。春桃端着一碗粥走进来，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低着头小声说：“吴师傅，对不住……俺昨天，不是有心的。” 吴运铎反倒笑了，那只完好的右眼眯成一条缝：“不怪你，俺这模样，鬼见了都得绕道走。” 春桃没说话，默默放下碗，拿起干净的布条，开始给他换药。这一次，她的手虽然还有点抖，但再也没有退缩。 从那天起，春桃的话反而多了起来。她会给吴运铎读报纸，告诉他前线又打了哪个胜仗。她还会用稻草编成绳圈，套在吴运铎残缺的手腕上，说：“吴师傅，你看这样能不能挂个勺子，以后自己吃饭方便。” 她甚至拿出了自己丈夫的照片，一个憨厚的庄稼汉，笑着说：“你们都是英雄，都是为我们老百姓打鬼子的。” 一个是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兵工专家，一个是丈夫远在战场的农村妇女。在那个简陋的后方医院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超越了恐惧和同情的战友情。春桃的坚持，让吴运铎看到了普通百姓身上那股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力量。这股力量，比他研制的任何武器都更有威力。 三个月后，吴运铎出院了。临走时，他用还能动的左手，颤颤巍巍地写了张字条递给春桃：“谢谢你。等打跑了鬼子，俺给你家造一台新织布机。” 春桃把纸条叠好，贴身收着，红着脸点了点头。 这个承诺，吴运铎记了一辈子。 从萍乡的煤矿小子，到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枪炮大王”，再到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一生，就是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传奇。而那个被吓得尖叫的小媳妇春桃，则是那段传奇里，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一抹亮色。 能让人战胜恐惧的，从来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心中那份最实在的念想。吴运铎的念想，是造出好武器，保家卫国；春桃的念想，是丈夫平安归来，过上安稳日子。当这千千万万个朴素的念想汇集在一起，就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打不垮、吓不倒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