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关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求，逐步完善了八旗与绿营的俸饷制度。八旗兵丁从职位上可分为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匠役等，而在驻防地点上也划分为驻京和驻防两类。不同岗位、不同地点的佣兵其待遇也千差万别。
比如，顺治元年首次制定了八旗兵丁的俸饷制度，不过此后数次调整，直到康熙二十五年才趋于定制：前锋、护军、领催的月俸为4两，马甲和匠役3两，步甲则为1.5两。相较之下，外地驻防八旗的待遇则较为低下，例如盛京的前锋为3两，马甲仅为1.5至2两，步甲1两，匠役队1至3两；直隶的前锋3至4两，马甲2至3两，步甲1至2两，匠役1至2两。显然，同为八旗兵丁，驻防地点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其收入的差异。
由于清廷对驻防八旗的照顾，岁米上的补贴显得更加重要。在《钦定户部则例》中，岁米的支出规定也是根据不同品类分配。在北京的禁旅八旗，岁米的补贴如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和匠役领取22石2斗的米，而步甲和步军领催仅为10石6斗。而对于未设在京城的驻防八旗，岁米补贴则有所不同。例如，直隶的前锋、领催领取22至30石，马甲11至30石，步甲15石、匠役11至24石；江南的前锋、领催、马甲均为30石，步甲6石，匠役则为9石。这种补贴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驻防八旗在月俸上的不足。
在谈及绿营兵丁时，我们看到其待遇相对更为窘迫。顺治元年，政府规定各镇马兵的月饷为1.5两，战兵和守兵各1两，同时每月供应4斗米。尽管这一标准在顺治四年进行了调整，马兵月俸提高到了2两，这一时段的增加显然未能与日益增长的物价相提并论。因此，到顺治五年，绿营兵丁的月米补贴被减少至3斗。
及至康熙时期，绿营兵丁的生活依然艰难，尽管朝廷承诺不再拖欠工资，但乾隆年间的财政依然紧张。国家面对庞大的军费支出，不得已，绿营兵丁的薪资不列涨幅，至乾隆末年，物价上涨至康熙时期的三四倍，直接导致绿营兵丁入不敷出。虽然有些经济落后或任务繁重的地区如浙江和福建，经济状态难以维持的绿营兵丁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就整体而言，绿营兵丁的待遇远不及八旗。
从平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来看，八旗兵丁，比绿营兵丁的生活相对较为宽裕。甚至在战场上，一个七品知县的俸禄也只与高等级八旗兵丁相当。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单靠俸饷的优厚，难保战斗力的持久。八旗兵丁的战斗力虽然彪悍，但绿营兵丁若与八旗的待遇相等，也会取得同样的效果。而湘军和淮军作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主力部队，他们的俸饷标准较高，也正因此，这两支部队发挥了更大的战斗力，为国家和百姓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综上所述，八旗和绿营俸饷的巨大差异，彰显了清代复杂的军政制度，也揭示了军费开支对国家的重要性。在漫长的清朝历史中，较高的士兵收入并非唯一决定战斗力的因素，但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