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孤岛”抗战女杰 说起杭州的浙江展览馆东广场,很多人都会注意到那组“抗战英烈”的雕塑群。人群中有战士,有工人,也有学生。而在其中,一个面容清秀、手里捧着书卷的女子格外显眼。第一次看到时,我心里有点恍惚: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人,为什么会被放在抗战英烈的雕像中?她就是茅丽瑛。 茅丽瑛,这个名字在今天的公众记忆中并不算响亮。她不像一些著名将领那样频繁出现在教科书上,但她短短29年的生命,却在上海那片“孤岛”岁月里留下了极为鲜明的印记。 茅丽瑛1910年出生在杭州。她的成长轨迹一度和普通的知识女性差不多。1931年,她考进了苏州东吴大学法学院,但因为家境原因辍学。那一年,九一八事变的阴影刚刚笼罩全国,日本的侵略脚步已经逼近。她后来进入上海海关当英文打字员。说白了,就是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可问题是,1930年代的上海,根本容不下单纯的安稳生活。那是个充满撕裂的年代:一边是租界里歌舞升平的洋场,一边是被炮火和失业折磨的中国人。茅丽瑛在这样的环境里,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只是“安身立命”。 1935年,她加入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会。这个组织一开始的宗旨是提升职业女性的权益,但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妇女会”很快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前沿阵地。1936年,她又加入了海关乐文社,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从此,茅丽瑛的人生彻底改变。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成为血与火的前线。那时的茅丽瑛,已经不是在办公室里打字的职员,而是冲在街头的组织者。慰问伤兵、救济难民、呼吁募捐,她都干得热火朝天。 1938年5月,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她被推选为主席。同月,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常常笑称自己是“大众的牛”——没日没夜地工作,为的就是让组织有生气。 当时新四军还在艰苦转战,她为了筹集物资,推动举办了“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和“物品慈善义卖会”。说到底,这些活动在当时危险极大,因为“孤岛”时期的上海,国民政府势力退出,日伪势力渗透,稍有不慎就会招来特务的盯梢。可她硬是顶着压力去做,还说过一句让人心头发紧的话——“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这不是口号,而是她真的把生死看得很开。 茅丽瑛很快成了汪伪特务的重点打击对象。他们称她是“第二个史良”,是中共的激烈分子。连续的恐吓、监视、威胁并没有让她退缩。她还在各种场合出现,公开呼吁支援前线,带动更多人投入抗日。 其实换个角度想,她完全可以选择退一步。她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有能力在上海租界里过一份平稳的生活。可她偏偏要把自己放在刀口上。历史总是这样让人心酸:真正把一切都放在民族大义上的人,往往最容易被盯上。 1939年12月12日晚上,她在回家的路上遭遇特务伏击,身中三枪。送到医院后,她还坚持对身边的人说:“别为我悲伤!我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要继续努力,加倍努力!”三天后,她牺牲,年仅29岁。 茅丽瑛的遇害,在当时的上海引起极大震动。党组织公开在各大报纸登讣告,还成立了治丧委员会。1939年12月16日至17日,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了公祭,数千人前来送别。 《申报》在报道中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情绪之哀伤,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要知道,鲁迅去世时,上海的学生、市民几乎是自发走上街头哀悼。而茅丽瑛,一个年轻的女党员,能引发类似规模的悼念,足见她在“孤岛”岁月里的影响。 那时的上海人,生活在被日本包围的“孤岛”中,人人压抑、人人愤懑。茅丽瑛的死,让他们看见了有人真正在替民族拼命,她的名字成了那种时代精神的象征。 茅丽瑛的事迹没有被时间掩埋。1962年,剧作家于伶写下《七月流火》,以她为原型,把那段上海的抗日岁月搬上舞台。1981年,这个剧本又被改编为同名电影。1989年,上海在她遇害五十周年时举行纪念活动,在南京东路勒石纪念。翌年,她的母校上海市第十二中学树立了她的雕像。 这些纪念并不是简单的仪式。每一代人看待茅丽瑛,心境可能不一样。对战火中的人,她是旗帜;对改革开放后的人,她是记忆;而对今天的人来说,她更像是一种提醒。
茅丽瑛:“孤岛”抗战女杰 说起杭州的浙江展览馆东广场,很多人都会注意到那组“抗战
趣史小研究
2025-08-19 0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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