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流贸易往往可以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随之而来的外来物品则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各阶层现况。
宋代时，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巅峰，对外交流的深广程度也较唐代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大量外来物品随之进入宋朝境内。本文旨在通过对宋代外来物品的研究，探讨其进入途径、特点、种类、影响以及其对现代社会对外交流的启示。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
外来物品进入途径宋代外来物品进入途径可以分为四种：
其一，贡赐贸易。贡赐贸易是宋代对外关系中最主流的形式之一，是在宋代朝廷和跟朝廷有重大政治军事利益关系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进行的，如辽、西夏、金、高丽等国。这是与朝贡息息相关的贸易，朝贡为表，贸易为里。使节承上贡品，并接受来自宗主国的赏赐，同时进行采购销售等交易。
由此，维系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稳定运行。朝贡贸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它的政治性和军事性，二是宋朝时，随着市舶贸易的发展，朝贡贸易开始由盛转衰。外国贡使在宋往往受到优厚的待遇。在华夷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宋朝统治者回赐的物品往往优厚，价值远高于朝贡物品，不计成本，这也使得外国统治者更加愿意和宋进行交往。
宋朝的海船
其二，榷场互市。榷场，是宋朝与辽、西夏、金这三个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国家疆土的交界处设立的用以进行贸易流通的专卖市场，也是他们之间经济往来的主要方式。缺少贸易既能提供经济效益，又能稳定边关。
但由于当时政权分裂，政局动荡，国家间常有政治军事上的摩擦，所以榷场贸易也具有其不稳定性和有限性，是有限制的贸易，对贸易物品种类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而且由于国力和统治者想法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榷场贸易的规模和受重视程度也有差异。
宋辽西夏对峙
宋朝和夏朝之间规模较小的榷场被称为“和市”。宋朝和金朝的榷场贸易在和平时期利润丰厚，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边界走私贸易的情况。榷场贸易常因国家之间的战和受到影响，从而停顿。
其三，市舶贸易。宋朝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海外联系的主要通路，海外贸易日渐兴起。市舶贸易是当时规模最大也最受朝廷在意的一种贸易形式，后世“舶来品”一词也是由此而来。宋代海外贸易繁荣，设有市舶司和市舶城市，这些都促进了宋朝与海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杭州、福建泉州、两浙等沿海地区城市也由此兴盛。
市舶司下还有其它次一级机构，构建了一整套系统的管理机制。海外贸易利润高，风险也大，航行途中非常危险。这些海外外来物品由官府专卖，部分商人有限贸易，且销售市场受到一定限制，价格远远高于日常用品。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港口
其四，走私贸易。边界走私、海外走私和私人海外贸易等，这些走私贸易都是被朝廷所禁止的，但由于其能够带来的高额的利润，始终无法根治。走私贸易开始时间最早，甚至早于官方的贸易，且不受国家政权间军事政治关系的影响，既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贸易走私，也有海外蕃货走私。走私贸易被严明法令禁止，除了边民和商人之外，边关官员也有参与其中的。
外来物品的种类贡赐贸易中，外来物品大多是各国出产的贵重物品和某些珍惜动物，包括象牙、犀角、香药、龙、玳瑁、真珠、大象、狮子等。同时，进贡物品中还含有石油、硫磺等军需物资，以及一种特殊贡物，如地位地下的“昆仑奴”。宋朝当时仍处于宗主国的地位，所以进口的东西多为为了满足统治阶层奢侈享用意图的消耗品，稀有、贵重、流通性不强。
榷场贸易由于其特殊性，对贸易物品有所限制，与国家边防有关的物品都是禁品。从辽国输入到宋国的货物主要是银钱、丝织品和羊马等牲畜。其中，羊是输入最多的商品。辽朝限制马匹输入，但是并不限制马具交易。
宋朝对外贸易
骆驼也是一项重要的进口物品，宋朝还在东京设置了专司骆驼饲养的骆驼务。宋代在和市贸易中的主要输入物品为动物、盐、香药物、皮毛制品、奢侈品如玉石等。金国输入物主要为土产如名马、金、大珠、人参等。
占据宋代市舶贸易领袖地位的是香料和药物，这些海外外来物品可以分为宝物、布匹、药物、香货四大类，来源地则主要为南海、日本和高丽。市舶进入的外来物品以奢侈品为主，专供上层社会享用，种类丰富。
进入的香药根据用途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用来制作化妆品和药物，一种可以食用，如胡椒、豆蔻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外来的占城稻和绿豆等农作物对宋代的农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走私贸易中，边界走私的货品主要为盐、矾、人口、马、粮食、香药。
宋朝香药
根据外来物品的性质等，则可分为奇珍异宝，动物、纺织品、香药和文化用品五类。奇珍异宝主要具有观赏性价值，数量少，价格高昂。动物有观赏类也有实用类，观赏类为狮子、鹦鹉、大象等奇珍异兽，实用类为马、牛、骆驼等可以用于农作、军事、运输作用的动物。
纺织品主要为精美纺织品和加工品，既有成衣，也有半成品和布匹。香药输入的数量最大、种类最多，可以药用、食用、制作器物、祭祀礼仪用。文化用品主要包括高丽，日本所产的文人所用的纸、墨、折扇。
宋朝繁华的商业
外来物品的运销外来物品在宋朝主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相结合的形式运输：
广南市舶司通京之路：从广州到京城，再由商人运到西南东北等城市，陆路水路结合。
两浙路市舶司通京之路：从杭州通过大运河到扬州，向北入淮水，转入汴河。以水运航运为主。
福建路市舶司通京之路：陆路从衢州出发到达杭州等地。海路则从钱塘江或余姚江到达杭州。
京东路市舶司通京之路：从密州湾板桥镇到京东西路的兖州，经过定陶到达东京。
市舶司港口
外来物品的销售市场主要分布在都城运输路线沿线交通枢纽和大城市。
外来物品的影响促进了宋代对外的文化沟通。外来物品是一种文化物质载体，承载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外来物品的交流，也促进了宋代对外的文化沟通交流。
强势文化对外输送。宋朝文化在当时属于强势文化，经济贸易交换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输送，强势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包容性，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我国封建统一王朝的对外交流模式，发挥了不容轻视的交通功能。是宋代对外交流的缩影和重要表现形式。
通过对外来物品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追根溯源，推测出宋朝对外交流的范围、贸易的形势、外交情况、交通运输情况，从而更加深入的研究宋代外贸经济结构。同时，我们还能从外来物品中了解到宋代不同阶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差异，可以从外来物品的使用者和使用程度，了解主要对外交流的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宋朝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吸引
拥有了开放的海洋意识。从历史大视角来看，宋代对外物品贸易的繁荣同时展现了宋代经济文化发展的繁荣，展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宋朝时，统治者更加重视开辟海外市场，重视海路运输，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内陆型向海陆型转变。
市舶司的设立，使海外贸易逐渐制度化，结构化，系统化，同时促进了沿海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海运的兴盛、对外交流的开放程度、都为以后蒙古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宋朝海上贸易路线图
宋代外来物品带来的启示唐朝时外来物品的输入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由此出现的许多条对外交通路线，成为了唐代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宋代承前启后，结束了五代时混乱割据、经济政治衰败的景象，对外态度由保守到开放，国力日渐强盛，促进了朝贡贸易的恢复。而随着航海技术的革新，造船业的发展，宋代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海路开辟，海路逐渐取代了陆路，成为宋代对外政治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也为后代的对外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的对外交流在现代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在当今经济贸易全球化的格局下，应该坚持对外开放、对外交流，促进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学习他国先进文化科技，促进国家富强。
北宋地图
同时，应该重视对外交通网络、运输路线的架构，增强商品流通。在宋代的经验中，我们意识到一个规范化结构化的市场管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有益之处。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制度的完善，使得更多有益的外来物品良性进入市场，为人民造福。
参考文献
[1]李小云. 宋代外来物品研究[D].河南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