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华文明与西方的种种区别，一个绕不开的核心话题便是宗教。
西方人几千年来生活在宗教的氛围当中，神权长期保持对王权的压制，世俗生活处在一种压抑的氛围当中，人文屈居于神之下。
与之相反，中国的王权几乎自一建立就确立起了对神权强有力的压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神权从书本理论到人员机构皆成为了王权的附属品，为王权服务。
那么，东西方在神权与王权关系上为什么会产生出如此之大的区别？为何中国的神权无法做到对王权的压制呢？
对中国人来说，神是一种既熟悉又遥远的概念，虽然在寺庙、道观、祭祀里面神灵观念处处可见，但这些神灵对于中国人复杂的政治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实质影响，人们祭祀神灵更多出于内心的安宁，并不会真正将神鬼作为决定世俗生活的准则。
早在夏朝建立之际，中国就已经确立了朴素的远鬼神、尊人文思想，如《礼记》所记载“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在二里头遗址里面，宫城所代表的世俗王权、祭祀区所代表的神权、生活作坊区所代表的世俗文化三者相得益彰，并没有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上其他文明遗址那种宗教祭祀场所碾压式分布的状况。
到了商朝，尽管在人们印象里面这是一个遍布迷信、神权过于强大的时代，但仍然涌现出了不少人文主义思想。
例如据史记所载，殷商太戊时期，首都有两颗怪异的桑树和穀树长在一起，才一晚上的功夫就突然增加了双手合围的粗度，令不少人惶恐不已，怀疑有鬼神作祟。
宰相伊陟听闻此事后不以为然，认为邪魔妖怪无法战胜帝王良好的德行，您如果修身养德，那么鬼怪自然会消失。
果不其然，太戊反省自身过失、修身养德后，那两棵树就迅速枯死，从而诞生出了妖不胜德的成语。
此后到了武王灭商，西周建立，中国王权彻底毫无争议地凌驾于神权之上，以诗书礼乐这套先进的文明制度取代惨无人道的人祭。
使得华夏文明甩掉了野蛮落后的包袱，华丽蜕变，走向了一条注重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的新生之路。
神权一旦表现出威胁世俗生活的迹象，那么往往会遭到王权残酷又理性的镇压，例如在历史上，佛教每每占据了不计其数的土地财产、人丁，使社会运转趋于停滞、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则会遭遇国家机器的大规模打击，三武一宗即是典型案例。
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社会上千年来的整体格调处在一种沉闷的神权桎梏当中，从古埃及时期到中世纪的十字军战争、近代前夜的宗教战争，均可以看到神权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在古埃及人的世界里面，人只是神的奴仆，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一切苦难都是应得的，在古巴比伦王国里面，国王要服从于神，每征服一个地方，都要大费周章地征发民力在当地修建豪华富丽的大型神庙。
中世纪时，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观念，西方众多国家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前往遥远的耶路撒冷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征讨异教徒的军事行动，给沿线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在中国的世俗王权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宗教观念从来要为现世服务，岂有如此本末倒置的荒唐做法。
为什么古代东西方在神权与王权关系上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差别呢？
中国文明迈入世俗理性门槛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夏朝之前，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神权文明。
例如大名鼎鼎的良渚文化即奉行神权高于王权的运行模式，根据出土的文物可知，良渚先民有一个统一的信仰——“神徽”，这种半人半神的图腾崇拜以精美的玉器为载体，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至高偶像。
与夏文明不同，良渚将尊奉神明放在一个独一无二地位之上，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要为神灵服务，在良渚出土文物中，带有“神徽”形象的一系列玉器琳琅满目。
哪怕是中小墓地也有相当可观的玉器，进行祭祀用的土台规模宏大，大量人力投入到了玉器的生产与各式各样的祭祀礼仪当中。
更可怕的是，这些玉器绝大部分没有进入到社会贸易流通环节，而是跟随主人进入到了死后的墓地里面。
也就是说，良渚先民不计代价的劳作产物几乎都进入了“死循环”，相当于是无用功，没有因为这些活动而积累物资财富，反倒是年复一年地浪费财力，使得社会发展趋于停滞。
距今4500多年前，接连不断的开始侵袭陷入停滞的良渚文明，洪水频发、海平面上升，良渚古城屡屡受水灾困扰，偏偏良渚先民之前早已习惯了求神问卜的生活方式。
祭司们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水方案，社会的行政管理、技术手段落后，造成了良渚文明在距今4000年时趋于消亡。
正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华夏先民在同无数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明白了，虚无的宗教系统并不能真正解决难以捉摸的灾害，只有通过不断总结客观规律、灵活利用工具才能一步步地走出自然灾害的泥潭。
在良渚文明衰亡的同期，中原的大禹没有将治水的希望放在神灵上面，他积极总结前人治水教训，以疏为堵，成功地驯服了泛滥的洪水，为先民的生息繁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功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建立夏朝，从此开创了王权压制神权的新时代。
正是出于对恶劣自然环境的积极适应应对，华夏文明演化出了拥抱工具理性、世俗权威的路径模式，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进而成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四大文明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