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提出一个要求,毛主席听后大怒:这是侮辱,绝不可能!

任我去 2024-08-31 09:22:36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国旗缓缓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戈尔巴乔夫透过窗户看到这一幕后百感交集。苏联,曾经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自残式”改革,认为他才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但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以当时苏联的经济问题,解体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他也只是一个想让这艘到处漏水的破船慢一点沉没的修补匠而已。

苏联的解体,不光欧美国家欢呼雀跃,就连中国也长舒了一口气。在过去的20年里,苏联一度被认为是比美国还危险的敌人,如今这个敌人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北部边境的防务压力小了许多。

说起苏联与中国的恩恩怨怨,最早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赫鲁晓夫向中国提出了一个要求,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这是侮辱,绝不可能!”这件事也成为了中苏两国持续半个世纪对抗的开始。

中苏关系恶化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再加上朝鲜战争之后,美西方在各个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毛主席决定实施“一边倒”政策,加强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对话,我们也一直亲切的称苏联为“老大哥”。

说起苏联与中国的渊源,早在“十月革命”之后便已经开始,“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次伟大实践,苏俄也成为了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

“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马列著作也逐渐摆上了一众进步青年的书架,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王尽美、邓恩铭,当然也包括毛主席,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批传播者。

就连孙中山也在1924年1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只不过孙中山次年病逝,“三大政策”并未得到彻底落实。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苏俄革命的成功的确给中国早期革命者带来了启蒙的作用。

既然“老大哥”是中国革命的老师,之后“老大哥”也的确给了我们许多援助,为什么说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历史的必然呢?其实六个字就能精准概括——大国沙文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通俗讲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他们鼓吹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非俄罗斯民族理应受到他的支配。大国沙文主义也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在近代不断对外扩张的借口。

这种极端思想正式形成于沙俄统治时期,但如果梳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民族其实内心存在极大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基因之中,这也是他们崇尚武力扩张的根源所在。

公元862年,北欧人的一支为了躲避战乱迁移到了今乌克兰、白俄罗斯一带,建立了俄罗斯民族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后定都于基辅,因此也称基辅罗斯。

基辅罗斯虽说盛极一时,但常年受到维京人、日耳曼人的入侵,基辅罗斯历届君主都试图积极融入欧洲文明,但由于东正教与天主教格格不入,基辅罗斯一直受到天主教世界的抵制。后来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基辅罗斯四分五裂。

十七世纪,俄罗斯民族建立了第二个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在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带领下,俄罗斯帝国日益强盛,逐渐跻身于列强名单。

但是,此时的欧洲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而俄罗斯帝国依然是落后的农奴制,所以纵使俄罗斯帝国综合实力无比强大,在欧洲人眼里,依然是蛮夷。

如何来回应西方人的鄙夷?俄罗斯人想到的只有战争,从十八世纪开始,沙俄向西先后与瑞典、土耳其、立陶宛、波兰、法国、英国等国爆发战争,向东清扫了蒙古、鞑靼等残余势力,逐渐建立了今天俄罗斯的宽广版图。

值得一提的是,沙俄在扩张的过程中还与中国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康熙统治时期,沙俄殖民军与清军爆发了雅克萨之战,最终双方点到为止,签署了名义平等,实际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

到了清朝末年,沙俄加快了兼并中国领土的脚步,先后与清廷签署了《瑷珲条约》、《清俄天津条约》等,共计侵占中国58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直到1904年,沙俄东扩与日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沙俄最终在日俄战争中惨败,东扩行动不得不告一段落。

纵观俄罗斯古代史的两个王朝,我们不难发现,历届君主好像都把对外扩张当成是自己执政期间的头等大事。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流血和牺牲,东欧地区又基本都是平原,易攻难守,俄罗斯民族每次面临外族入侵时基本都会损失惨重,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只能尽最大能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创造更大的战略纵深。久而久之,也就衍生出了带有扩张性质的大国沙文主义。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成为了苏俄的第一任领导人,1917年11月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主张各民族平等,在这一时期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有所收敛。

但是,斯大林上台之后,权利的欲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内部再次形成了“俄罗斯民族为主导民族”的思想。

尤其是纳粹德国开启了扩张步伐之后,苏联人基因中的不安感再次被激发,先是与德国瓜分了波兰,然后又大举入侵芬兰,最后又在雅尔塔会议中力推外蒙古独立。斯大林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沙俄时期的君主一样——尽最大能力提升战略纵深。

二战结束后,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为了与美国对抗,苏联加大了对卫星国的掠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需要遵循的首要条件便是符合苏联的利益,如果他国的政策违背了苏联的意志,“老大哥”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由此可见,与其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倒不如说是个“吸血鬼”。而中国一直遵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新中国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只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弟”。

除此之外,中国与东欧一众小国不同,中国是个十分具有潜力的国家,中苏两国有漫长的边境线,无论中国是姓“社”还是姓“资”,已经对苏联形成了潜在威胁,所以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历史的必然。

“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

虽说中苏关系恶化是历史的必然,但凡事都有个导火索,中苏两国就“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宜谈判失败,则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1958年初,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电彭德怀,希望在中国海南岛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并且由两国共同使用,具体事宜由驻华大使尤金向毛主席转达。

所谓长波电台,是指发射波长较长电磁波的电台。众所周知,电磁波的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传递信息的能力也越强,所以长波电台在军事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而1957年12月,苏联成功研制出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这是苏联对抗美国的一张重要底牌,当时美国的导弹技术、轰炸机技术都强于苏联,所以在战略核打击能力上也是略胜一筹。

核潜艇凭借其隐蔽性,一直都是二次核打击的中坚力量,所以苏联人算是勉强扳回一局。

但是,目前苏联人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与远在太平洋深处航行的核潜艇进行联络?唯一的办法便是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

其实中国当时也已经成立了自己的潜艇部队,虽说全部都是常规动力潜艇,但有了长波电台,这对中国潜艇部队的发展来说也算是好消息。

尤金在向毛主席提出这一方案时表示:“长波电台由中苏两国共同投资建设,苏联出资7000万卢布,而中国只需出资4000万卢布。”

毛主席深知“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于是警觉的询问尤金:“那电台的所有权是?”

尤金吞吞吐吐的说:“所有权当然也是按出资比例来分配。”

也就是说,苏联将会享有该电台更多的支配权,由于其占有的所有权比例更多,所以苏联将会派部队驻扎于此。

这就涉及到了十分敏感的主权问题,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岂能允许外国部队在境内驻军?

要知道,1955年中国刚从苏联人手中收回旅顺港,甚至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两国就在谈判此事,如今旅顺的苏军已经撤回,苏联又想向海南岛派遣驻军,这无疑触动了中国的底线。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还没有彻底撕破脸,毛主席也是采取了极大的克制态度:“我们把计划进行以下调整如何?建设电台的资金全部由中国出,但所有权也归中国所有,苏方只需要提供技术支持,并且拥有电台的使用权,中苏两国可以共享情报。”

其实这已经是中国作出的最大让步,中国海军才刚刚起步,潜艇部队也只是在近海航行,对长波电台的需求并不大。

而且对于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中国来说,建设长波电台的资金可谓是一笔巨款,后期维护费用也极高,中国为此还需要修建多个发电站来满足电台的耗电需求。但是,这一提议被尤金拒绝,双方的第一次谈判也以失败而告终。

7月份,尤金再次带着命令来到了中南海与毛主席见面,这一次尤金带来了赫鲁晓夫的一个新方案:两国组建联合舰队,如果可能的话,越南也可以参与,具体事宜中方可以派人去莫斯科谈判。

甚至尤金还说:“关于中国一直比较关注的舰艇技术,只要苏联有,一定会提供给中国,中国无需自己研制。”

毛主席敏锐的意识到苏联人设下的陷阱,名义上是联合舰队,但以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在苏联海军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所以苏联将会有这支联合舰队的绝对指挥权。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一旦两国真的组建联合舰队,苏军舰艇将会获得中国沿岸港口的使用权。其实这也是赫鲁晓夫扩张思想的体现,虽说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武力扩张,但从他的提案上来看切切实实的在侵犯中国的主权。

如果中国沿岸港口成为了所谓联合舰队的补给点,一旦美苏爆发冲突,这些港口就会成为美军的首要打击对象,具体可参考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赫鲁晓夫这种把危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行为十分歹毒,这与沙俄时期的侵略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主席听完尤金的话后再也难掩激动的情绪:“这是侮辱!绝不可能!”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这次事件也成为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导火线,从此之后,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宣告结束,赫鲁晓夫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我党的决策,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苏联中断了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同时撤走了所有技术专家。

结语

通过分析中苏两国四十年的博弈,我们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军工的确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我们也可以视为是老天对中国的一个考验,假如当时中国接受了赫鲁晓夫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提案,或许中苏关系恶化会推迟几年,但中国将会丧失在军工领域的自主权,甚至沦为美苏对抗的牺牲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军工科研人员深知这个道理,失去苏联的援助后依然负重前行,七十多年后,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海军的世界第二海军,而曾经不可一世的苏系装备则是在俄乌冲突中被打回了原形。

其实斯拉夫人骨子里的扩张思想从未改变,对于这个尚武的民族,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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