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人民军队步入正规化、专业化的轨道，我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决定实施军衔制度。军衔代表着在革命战争年代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代表组织对个人的认可，所以评衔工作十分复杂，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
评衔工作结束后，有些高级将领高风亮节，他们曾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军衔，甚至不参加授衔。比如叶剑英、徐向前、许光达、徐海东等，他们均认为，与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的贡献微不足道。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毛主席，1955年大授衔时，我军参考的是苏联标准，理论上来讲，毛主席应该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但他主动辞去了这一军衔。
但是，有些干部则对自己的军衔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军衔偏低，四野名将莫文骅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在之后的工作中，凡是涉及到签字署名，他都会在后面加上“中将”二字。
年少有为1910年，莫文骅出生于广西南宁，与我军大多数“泥腿子”将军不同，莫文骅的家境比较殷实，父辈在家乡开了一家布店，算是当地的大户人家。
父亲莫廷俊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在教育方面一向十分大方。莫文骅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到了乡里的私塾学习。读了几年私塾后，莫廷俊认为私塾所教授的古典文学已经与社会脱节，于是他动用了自己的所有人脉关系，把莫文骅送到了一所新式学堂。
除了学习之外，莫廷俊还十分注重培养儿子的身体素质，曾高薪聘请武术大师教莫文骅刀枪棍棒，所以莫文化从小就给人一种“儒雅中透露着刚毅”的感觉。
1925年，莫文骅考入了广西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求知若渴的莫文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内心萌芽。
除了成绩优异之外，莫文骅的课余活动也十分丰富，大概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莫文骅的社交能力非常强，酷爱结交进步人士，并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参加反帝活动。
莫文骅加入共青团不久，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新桂系代表李宗仁为了向蒋介石示好，在广西大力搜捕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莫文骅与几个同学不幸被捕。
在桂军的监狱中，莫文骅受尽了折磨，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未透露自己共青团员的身份。其余几个同学义气相投，同样没有出卖对方，有些人为了与反动军阀进行斗争，不惜绝食而死。
自身意志的坚定，加上同学们的舍命掩护，反动军阀始终未能得到确凿证据，最终只能将莫文骅释放。
这次经历让莫文骅坚定了从事革命事业的决心，但是莫廷俊出于对儿子的爱护，坚决反对他继续从事有关政治的活动，为了拴住他那颗“不安分”的心，甚至打算给他包办一场婚姻。
莫文骅苦口婆心的劝说父亲，希望他能够尊重自己的理想，但每一次都吃了“闭门羹”。莫文骅的母亲黄婉卿早年生活贫困，后被拐卖到莫家。
大概是因为童年的遭遇让她变得成熟，黄婉卿十分清楚“孩子大了早晚要离开家乡”这个道理，在母亲的“神助攻”下，莫廷俊最终同意儿子去外面的世界追求理想。
1929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在蒋桂战争中兵败，国民党左派将领李明瑞被任命为广西省绥靖司令。
由于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水火不容，李明瑞担心自己步“李白”后尘，于是决定与我党合作。
为了壮大桂军势力，李明瑞请求我党派出精练干部到广西工作，并选出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深造。
考虑到莫文骅之前表现积极，又有良好的文化基础，所以他理所应当的获得了进入军校学习的资格。
初到军校，莫文骅便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童年时期练就的好身板让他迅速在同学之中脱颖而出，近战搏斗、射击、越野行军，军官学校开设的任何科目在他面前都显得毫无难度。
由此可见，莫文骅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已经参加了革命，资历甚至要比个别开国上将都要老。
例如后来功勋卓著的许世友，当他还在少林寺习武时，莫文骅便已经在狱中与反动军阀斗智斗勇。再如后来的解放军炮兵总司令陈锡联，当时还是地主家的放牛娃。
功勋卓著莫文骅的战功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军旅生涯开始于1929年底，跟随张云逸、邓小平等人参加了百色起义，在百色、隆安等战斗中表现英勇，次年经张云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百色起义部队红7军遭遇敌人重创，部队不得不进行重新整编，莫文骅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第20师58团2营6连连长兼指导员。
莫文骅麾下的6连大多数士兵都出身于旧军阀，并且之前大多都是勤务员、司号员、马夫等非战斗人员。
6连刚刚组建时，不仅战斗力差，战士们的思想觉悟也偏低，为了让6连成为一支合格的革命武装，莫文骅狠抓军事训练、思想教育，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6连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红7军要与江西的中央红军会合，全军跋涉七千余里，跨越五个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莫文骅的6连竟无一人掉队。
刚到中央苏区，莫文骅便赶上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在他的指挥下，6连配合兄弟部队全歼了韩德勤部的一个炮兵营，全连得到了毛主席的嘉奖。
1932年，莫文骅参加了赣州战役，由于我军在战前低估了赣州守军的力量，导致部队损失惨重，莫文华更是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这次受伤让他短暂的离开了一线部队，伤愈后开始从事宣传工作，直到长征时期，莫文骅回归了一线部队，担任干部团政治部主任。
土城战役期间，中央红军被川军郭勋祺部纠缠在一起，当时情况紧急，就连朱德总司令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为了给兄弟部队争取时间，干部团身先士卒，上至团长陈赓，下至普通战士，各个拿起枪朝着敌人猛打，成功将敌人击溃，解了燃眉之急。干部团之所以能够屡次爆发出如此强的战斗力，离不开平时莫文骅的政治动员。
长征途中，莫文骅旧伤复发，腿部一度感染发炎，他拒绝成为战友的累赘，仅靠一根木棍艰难抵达了陕北。
延安时期，莫文骅担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保工作。由于职务特殊，抗日战争爆发后，莫文骅一直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工作，未能随三大主力师奔赴华北前线。
解放战争爆发后，莫文骅跟随林彪前往了东北与国民党军交战，先后担任东野第四纵队政委、四野第41军政委、第14兵团政委、第13兵团政委。值得一提的是，莫文骅是四野将领中唯一一个曾在两个兵团担任政委的人。
莫文骅军旅生涯中最出彩的一仗便是塔山阻击战。相信看过《大决战》的观众都对这一幕印象深刻，锦州战役期间，林彪与前线部队通电：“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林彪一向沉默寡言，情绪如此激动，极为罕见，由此可见塔山的重要性。
当时为了增援锦州的范汉杰部，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侯镜如兵团向锦州急行军，试图与城内部队里应外合，将东野主力歼灭于锦州城下。
塔山其实是个下村庄，既无“塔”也无“山”，此地无险可守，而四纵要面对四倍于己的兵力，并且蒋介石还调集了海空军支援作战。
四纵政委莫文骅在战前对战士们说道：“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死守到底，一步也不许后退，哪怕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决完成阻击任务。”
经过了6天的激战，敌人始终未能前进半步，四纵歼灭敌军六千余人，自身同样损失惨重，但他们为锦州攻城部队争取了时间，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晚年的莫文骅谈到塔山阻击战时依然黯然神伤，临终前他特嘱咐晚辈：“我死后，把我的骨灰葬在塔山，我要与塔山阻击战的阵亡将士们同眠。”
东北解放之后，莫文骅又跟随四野参加了平津战役、广西战役，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家乡广西，主持剿匪、建设等工作。
为什么只被授予中将？1955年大授衔时，正兵团级职务大多会被授予上将军衔，少数战功尤为卓著的副兵团级职务也会被授予上将，比如韩先楚、张爱萍、陈再道等。
按照这个标准，莫文骅理应被授予上将军衔，毕竟他当年曾是正兵团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打了许多恶仗，资历方面甚至还要强于上述三人。
就连莫文骅自己都觉得应该被授予上将军衔，当他得知自己被授予中将后十分不满，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凡是涉及到签字署名的情况，名字后面一律被他加上“中将”二字。
其实莫文骅被授予中将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首先，战功方面莫文骅的确可圈可点，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但是，评衔时需要考察他的整个军旅生涯，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莫文骅曾留守在延安，所以这段时间的战功基本是空白。
反观许世友、“三杨”、陈锡联等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他们的战功大多贯彻始终。当然，并不是说延安的保卫工作不重要，只是相比于在敌后战场开辟抗日根据地，保卫工作的难度确实较低。
除此之外，莫文骅军旅生涯还有一个污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省匪患最为严重，据统计，公开活跃的土匪就有218股，总人数超过了10万。国民党残部与这些土匪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社会治安非常混乱。
莫文骅在剿匪的过程中出现了过于宽容的倾向，惩处个别匪首时过于仁慈，因此导致广西的剿匪工作进展缓慢。
其实这一点可以理解，莫文骅原本就是广西人，有些土匪势力盘根错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阻力。
由于剿匪不利，莫文骅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来不得不派叶剑英来到广西主持剿匪工作，广西的匪患才得以控制。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莫文骅在回忆录中还透露：“自己之所以只被授予了中将，其实是因为得罪了一个人。”莫文骅口中的这个人正是高岗。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未设政委，高岗是个极具野心的人，为了染指兵权，他始终觊觎这一职务。
当时莫文骅担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毛主席向他询问有关安排政委的事宜时，莫文骅表示：“高岗同志身兼数职，恐难以抽身，不如让萧劲光司令兼任政委。”因此，高岗便与留守兵团政委失之交臂，两人的梁子也就因此结下了。
后来莫文骅因为在广西剿匪不利，被调到了东北工作，因此成为了高岗的下属。在高岗的授意下，莫文骅的职务被定为副兵团级，所以他后来被授予了中将。
结语虽说一直对自己的军衔不满，但毕竟莫文骅也是一个在战火中摸爬滚打的老革命，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依然兢兢业业，对党的事业抱有极高热情。
而当年导致他没有被授予上将的高岗，在1954年草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晚年的莫文骅对授衔一事已经释怀，他的退休生活十分简单，读书、看报、练字是他最大的爱好。2000年5月31日，莫文骅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