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刘乙光这个人，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恶棍，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 这件事，他做得近乎完美，也正是这份完美，才让赵一荻恨到了骨子里。 事情还得从1936年说起。西安城一声枪响，改变了历史，也彻底锁住了“少帅”张学良的后半生，蒋介石没要他的命，却给了他比死更难受的惩罚——无限期的软禁。 最初的看守人员换了几拨，都不太让上面满意，直到戴笠选中了他的黄埔同学刘乙光，这个局面才算定了下来。 戴笠看中他什么？忠诚、严谨、话少，像一部精准的机器，执行命令绝不打折扣。 于是，刘乙光便成了张学良夫妇身边一个甩不掉的影子，从浙江奉化到贵州桐梓，再到台湾新竹，张学良的囚禁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唯独这个看守者始终如一。 那是一种怎样的日子？有网友形容得特别到位：“这不是坐牢，这是精神上的凌迟。” 张学良夫妇住的院子，风景再好，也只是一个大点的牢房，院墙外，明哨暗哨24小时不间断，一公里内都是禁区，张学良想在院子里散散步，可以，但必须在刘乙光的注视下，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而且总有两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 赵一荻想给远方的亲人写封信，没问题，写好了先交给刘乙光，他会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查，任何可能泄露信息或者带有抱怨情绪的词句，都会被他用红笔圈出，然后整封信被退回。 有一次，赵一荻实在忍不住，在信里夹了一张小纸条，想托来访的友人带出去。她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就在递出的那一瞬间，刘乙光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她身后，面无表情地伸出手，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那张小纸条拿走，撕得粉碎。 那一刻，赵一荻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无力，在刘乙光的严密监控下，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无数个碎片，每一个碎片都贴着“报告”和“批准”的标签。 吃饭前，有人要检查饭菜，晚上睡觉，房门会被从外面锁上，就连白天在房间里说话，都得压低声音，因为他们总觉得，刘乙光的耳朵就贴在门外。 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有时候气得摔杯子砸东西，刘乙光也从不进来制止，他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上记上一笔：“今日，张将军情绪不稳。” 这种压抑，对赵一荻的折磨尤为深重，她是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甘愿陪伴张学良共度囹圄，她不怕物质的匮乏，却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囚禁。 她恨的，不是刘乙光这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冰冷、刻板、毫无人性的制度，刘乙光就像一堵会移动、会呼吸的墙，日复一日地提醒她：你是不自由的。 其实，换个角度看，刘乙光自己又何尝是自由的呢？他的那些黄埔同学，戴笠、张灵甫，一个个都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一个黄埔四期的精英，却把一生中最宝贵的25年光阴，耗费在看守一个“政治犯”身上。 他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没有朋友交际，他的世界里只有张学良和那份“死命令”。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囚徒，一个被“忠诚”二字困住的可怜人，张学良晚年也曾感叹，说刘乙光其实也不比他自由多少。 可道理是道理，情感是情感，对于每天都活在这种窒息氛围中的赵一荻来说，她无法原谅这个剥夺了她丈夫尊严、耗尽了她青春的直接执行者。 所以，当1962年刘乙光终于要被调走时，张学良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而赵一荻却把积压了25年的恨意，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 那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控诉。 刘乙光走后，看守张学良的政策明显宽松了许多，房门不再上锁，信件可以直接送到手上，亲友来访也变得容易。 院子里重新有了笑声，阳光似乎也变得明媚了，而离开张学良的刘乙光，人生则迅速走向了黯淡，他被安排了一个闲职，彻底被边缘化。 1982年，他在家中失足摔伤，不久后因心肺衰竭去世，终年79岁，他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 出人意料的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也来了，他们在刘乙光的灵前默默伫立，献上花圈，没有说一句话。 这一刻的沉默，或许比任何语言都复杂，恨，是真的，但当那个让你恨了一辈子的人最终化为尘土时，剩下的，可能只有对那段荒唐岁月共同的叹息。 人生如戏，他们三个人，都被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历史旋涡里，各自扮演着身不由己的角色，耗尽了一生。 信源：东南网 2016-12-12——探访张学良台湾故居：“少帅”的幽居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