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国民党将领的美貌妻子，逃到台湾后为何有两个返回大陆？ “1957年冬夜，台北寓所里，马佩璋轻声对丈夫说：‘崇禧，我还是想回桂林看看。’”这句悄声的自语，没有换来回应，窗外细雨敲打铁皮棚，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在屋里回荡。那一年，距离1949年已经过去八个年头，许许多多与大陆隔绝的家庭，依旧在这种夜晚被乡愁折磨。 1949年随国民党转进台湾的人数，连同眷属在内超过百万，往日繁华瞬间变成陌生岛屿。很多人以为高官显宦的家眷能衣食无忧，其实不然。资源有限，物价飞涨，政治戒严，一举一动都被记录。越是显赫，监视越紧。对于三位将领的妻子而言，这种环境既压抑，也让归乡的念头格外强烈。她们的容貌常被媒体提及，却很少有人真正探究：她们为何冒险回到大陆？ 先从马佩璋说起。桂林女子师范出身的她不仅有姿容，还有深厚的学养。学生时代写得一手好文章，也会弹钢琴。1925年白崇禧平定桂林，一次茶会上，两人交谈不到半小时便彼此欣赏。婚后长达三十余年，她始终分寸得体，既不染指政务，也不会对将领圈的应酬妄加评议。抗战、内战、转进台湾，她陪着白崇禧颠簸千里，行李里最珍贵的东西既不是珠宝，也不是桂系的荣誉勋表，而是一本桂林老宅的族谱。在她心里，这意味着根。 到了台湾，白崇禧的权力被层层架空。马佩璋索性在斗室里种上桂花，教孩子背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她清晰地知道丈夫受到的限制，也明白蒋介石对“桂系”仍存疑忌。有一次友人来访，半开玩笑地说：“夫人若真想回桂林，只怕船还没开就被盯上了。”马佩璋淡淡一笑，不再言语。渴望回乡的情感，她从未向外人表露。1962年病危住院前，她让子女把族谱放在枕边，遗憾终究还是遗憾：魂归台北，身覆异土。 与马佩璋的隐忍不同，黄维的妻子蔡若曙把“回去”当成使命。黄维黄埔一期毕业，战功卓著，1948年被俘后送功德林，“生死不详”的谣言在台湾迅速蔓延。蔡若曙性格倔强，不信谣，也不信命。她收起所有首饰，拿去当铺换现钱，托人接洽香港中介，又用哥哥的旧护照改动数字，一步步突破海关。1951年秋，她终于站在九龙码头。同行旅客后来回忆，那个穿灰色呢子大衣的年轻女人，脸色苍白却眼神坚定。 香港停留三个月，她靠在茶楼写英文书信接活儿糊口。拿到前往广州的水路许可那天，她写下短短一句：“家在彼岸，我必横渡。”进入大陆后，她暗地托人查找功德林名单，始终没有黄维的下落。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她守在新华社门口，直到深夜灯灭，还是没见到熟悉的身影。打击之下，她精神开始失衡，但维系家庭的责任让她强撑。图书馆里，她穿着旧呢衣修补古籍，手指冻裂仍不喊疼。几年过去，白发混入青丝，步伐却依旧急促——怕错过消息，怕再失希望。 1975年，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黄维终于在北京出现。机场重逢，她几乎认不出眼前那位削瘦迟疑的中年人。已被战俘营岁月磨平棱角的黄维，抱着妻子却没察觉她眼底隐含的破碎。释放后的安排很快落定，黄维被安置做文史资料整理，忙得分身乏术。蔡若曙的病情却像闷烧的火，孤独、焦虑、幻听交织。她一次次跟丈夫说：“只要我们能再有一个完整的春天，我就满足了。”黄维以为她只是需要时间。11月的一个清晨，护城河边的水汽尚未散去，一只手套飘在岸边，随风翻滚。居民捞起后，才发现手套里夹着一张小纸条——“对不起，终究没有等到完整的春天。”蔡若曙的生命，在寒意中停止。 第三位王玉龄的故事，折射另一种选择。她出生商贾之家，珠宝首饰见多不稀奇，却偏爱军事制服的笔挺。1945年胜利后，她和张灵甫在重庆公开结婚，仪式简单，宾客云集。可两年后，孟良崮一役，张灵甫覆灭，第74师灰飞烟灭。那时王玉龄才十九岁，怀里抱着满月儿子。张灵甫遗产不多，大部分又被军队清算。1948年，她与母亲、幼子乘船到台湾。船上拥挤不堪，她靠着木箱喂婴儿，一晃就是七日七夜。 台湾的现实极为严酷。寡妇补贴远不足糊口，王玉龄白天替人缝制服，夜里哄孩子。一张布票，她都要精打细算。1952年，一封来自孙立人的邀请信改变了命运。信里建议她去美国求学，因为孙立人掌握的军方资源能帮她搞到签证与学费贷款。王玉龄决心一搏。抵达纽约后，她报读大学会计专业，白天在贸易公司做秘书，晚上去夜校补课。工作、上课、照顾孩子三头并进，倒也撑了过来。四年后，她拿到学位，也拿到一份稳定薪水。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她选择前者，因为孩子教育环境更好。 1973年周恩来得知王玉龄境况，通过红十字发出回乡邀请。王玉龄犹豫良久——把孩子再绑回政治漩涡里，她不忍；但族坟在江苏，回去看看也属于应当。斟酌再三，她决定“短暂访问”，半年行程，抱着慎重态度登陆广州。家乡旧宅早已被征用，她在巷口摸着青砖，沉默许久。临走，她向陪同人员提出一个小请求：能否带走几块老宅的屋瓦？对方点头，她包好瓦片塞进行李箱。同年秋天，她回到纽约。瓦片被她放在壁炉上方，从此没人再听到她提起“大陆”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