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北京301医院十二层的病房走廊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推门而入，医护人员正悄声布置一张小桌：几朵康乃馨、一碗长寿面、一封刚刚送到的电报。那封电报由中央军委加急传递，上款写着“徐向前”，下款落着一排遒劲大字：“谭政同志八十寿辰，军功永在，战友情长。”谭政放下筷子，抬头笑了一下，说了句几乎听不清的湖南腔：“还是老徐懂我。” 这句“懂我”并不轻飘。徐向前和谭政同在井冈、同上长征、同列开国元勋，彼此心知肚明：谭政一辈子的分量，不在炮火硝烟，而在把思想灌进枪杆子。从井冈山“前委只有两个人”算起，谭政在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线上，整整耕耘了六十年。 时间拨回1926年秋。湖南湘乡楠竹山村，年轻的教书先生谭政正被村里长辈催着娶媳妇、立门户。陈赓的一封信突然送到：“武汉正在组建部队，来不来？”谭政看完当晚就收拾行李，翌日凌晨踏上去武汉的火车，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穿军装一辈子，只觉得心里那团火不得不往外蹿。 北伐风起云涌，却很快在“四一二”枪声里急转直下。血色汉口码头上，谭政掩护突围时咬紧牙关：“路到头也要干到底。”8月，南昌起义的炮声给了他方向，同年9月，他跟着毛泽东踏上了秋收起义的征途。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这位比自己年长三岁的“学长”。更巧的是，两人竟成了“一书记一秘书”的“简配”前委。简陋的山洞里，毛泽东指着满桌手稿，“你来，把这些抄一遍，我们的路得先写出来。”谭政答：“抄得晚点不要紧，只要路对了，大家跟得上。” 1929年正月，大柏地伏击战后，八百俘虏押到山下。吃的紧缺，管也管不过来，怎么处置？前线吃紧，后方无粮，本可一枪了事。谭政却摇头：“咱是工农子弟兵，绝不能再走旧军阀那条路。”他出主意：先编训、再遣散，粮草不够就按斤按两给老乡打收条。陈毅大笔一挥认了：收条也算战利品。后来瑞金苏维埃兑现了那些收条，乡亲们才彻底信了“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收条”成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标志性创举，开了先河。 同年冬月，福建上杭。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会场外风雪迷漫，屋里气氛炽热。几天几夜的争论后，《古田会议决议》定稿。那份厚厚的文件中，有不少段落出自谭政之手，毛泽东把稿纸合起来交还他：“一支队伍的魂，写得像样了。”古田之后，政治建军成为定音鼓，用现在的话说，谭政算得上“首席架构师”之一。 长征路上，谭政所在的红一师打前站、守后卫、护转移，一次次折返冲杀。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他与老战友陈赓再次配任“珠联璧合”，一人主政，一人统兵。鲜为人知的是，翻雪山、过草地途中，谭政守着一个皮包，里面全是党的人事档案和机关印信。炊事班的小马玩笑：“谭主任，您这一包纸比我们枪还重要？”谭政笑答：“子弹丢一箱还能再造，档案丢一张就断了根。” 1949年，四野百万人马横渡长江，前线炮火震耳。坐镇武汉的谭政每天在地图前忙碌到深夜，不见硝烟、决策千里。有人不解：“政工干部离前线太远。”他只说：“军心若失，钢铁也会空转。”渡江战役结束，仅三天三夜，南京解放，蒋氏政权土崩瓦解。鲜花与礼炮中，“幕后”的谭政被写进战史。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谭政接过象征大将的金星，排位只在陈赓之后。这是第一次，政工干部戴上与统兵大将同样分量的肩章。授衔礼毕，毛泽东单独把他拉到一旁：“枪杆子里面要装思想，你继续盯着这件事。”谭政回答：“请主席放心，老规矩不会丢。” 翌年，罗荣桓因病提出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军委讨论多次，仍旧回到一个名字——谭政。自此，他把“红军时期的班底”搬进了和平年代的军队管理：一兵多能、文化补课、义务教育进军营……钢枪之外，黑板报、广播站、图书角遍布连排。有人戏称“谭政到哪，哪就像一所学校”。 也有碰钉子的时候。东北某师把“带病上阵”当口号激励官兵。谭政现场听完汇报，当场敲桌子：“拿命拼不是办法，真正的精气神是科学训练。”随后一句“早上班、晚下班、打夜工”被他画上红杠，半个月后总政下发通报：体能训练要配合休整，干部要带头轮休。文件传回前线，不少老兵悄悄松了口气。 文化补课也是硬骨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军文盲率仍然偏高。谭政请来北大、清华的十几位教授，直接驻军分片教学。有人担心“教授教战士，能听懂吗？”谭政摆手：“听不懂也得学，打未来的仗先得识图用表。”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把不少优秀战士推上了雷达操作、导弹测算、通讯密码等新岗位。 1966年风暴席卷而来，谭政被隔离审查，九年多音讯全无。1975年2月的一次中央会议，毛泽东忽然发问：“谭政怎么不见了？”数日后，谭政获释。走出看守小院时，他两鬓花白，却向警卫员要求：“先去总政，我要看看文件堆积成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