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9日夜，北京城突降雷阵雨。钓鱼台一号楼的窗灯一直亮着，周恩来总理在庭院里慢慢踱步，忽然停下脚步，吩咐秘书周家鼎把沈阳的加密线路接通。几分钟后，电话那端响起清脆军礼声，曾思玉的嗓音透过电流传来，洪亮而沉稳。周恩来开口只一句：“雨停就起飞，北京见。”交代干脆，没有客套，旋即挂断。──短短十几个字，却把一场关乎武汉安危、关乎局势稳定的重任，压在了这位52岁中将肩头。 机遇与重担常常并生。沈阳军区的小楼里，窗外电闪雷鸣，屋内气氛凝重。几个师以上干部围着简单地图听曾思玉交代工作。唐子安、李震、江拥辉，都是他多年战友，大家明知此行凶险，却没人多劝一句。电话再响，是空军司令员告知：北京来的专机已降东陵机场，云缝出现，随时可起飞。窗外雨声一歇，曾思玉披上大衣，握手时只留下一句：“沈阳的摊子拜托诸位。” 距离北京不过一小时航程，他却想起三十二年前那条更险的空中“航线”——1935年9月，腊子口突破后，他奉命率红二师侦察连化装成“中央军”潜入哈达铺。夕阳下，缴获的胡宗南部崭新军装在身，他与梁兴初、罗炳辉等人大摇大摆走进镇口，哄得守军主动献出骡马补给。更意外的，是那捆《大公报》与《申报》。报纸里的一条短讯提到“陕北赤区仍存红军”，瞬间点燃中央高层的希望，也为红军北上指明方向。正因那一役，毛泽东夸他“耳聪目明”。 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曾思玉在步炮、侦察、通信等岗位辗转。1949年，他已是64军军长，指挥部队横扫晋中、挺进西北。太原第二次战役中，汾河以西的外围阵地不过七日便被64军拔掉，彭德怀评价：“打得干净、利落。”战功打下名声，也让中央对他“能打硬仗、能打巧仗”的印象愈发深刻。 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枪炮声刚落，就轮到修路架桥。1950年春，宝鸡—天水铁路开工，153公里、土石方810万立方米，被称作“陇海盲肠”。中央把这项硬仗交给了64军。曾思玉没做半秒迟疑：军事命令照办就是。四万大军扛起镐头铁锹，半年多愣是把秦岭炸开通道。铁路刚铺到最后一节钢轨，朝鲜战场烽烟骤起，他又带着64军挥师鸭绿江。 1951年2月，64军成志愿军序列。入朝第一项规定很简单——“每团每月至少打下一架低空敌机”。不少人起初觉得口气大，可191师571团真用高射机枪撂下一架B-26，连机组都俘了。曾思玉当晚通令嘉奖，还添上一句“立功照办，决不食言”。三个月后第五次战役打响，他抓住浓雾掩护，从石浦徒涉临津江。水中敌方电话线把坐骑绊倒，他干脆弃马泅渡，一口气爬上对岸指挥所。同行警卫事后感叹：“这位军长怕是忘了自己不会游泳。” 1953年春，前线高级将领回国开会。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曾思玉、邓华、曾绍山，笑着说：“你们都是最可爱的人。”那是对志愿军将士最高级的肯定。随后，曾思玉获授中将，进入沈阳军区任职，十年间先后当过参谋长、副司令。正因熟悉东北三省，他对“乱云飞渡仍从容”这句诗有切身体会：天气恶劣，反而能成为转机。周恩来凌晨来电选择在大暴雨里下达，显然也是看重他这份经验。 1967年7月30日上午十点，北京西郊机场。周总理双手紧握曾思玉，开门见山：“调你去武汉军区任司令员，空军刘丰同志任政委。主要任务：掌握部队，调整部署，稳定局势，推动大联合。飞机马上回飞，余立金和李真已在王家墩机场等你。”数小时后，专机再度滑行起飞，一行人午后抵汉。 武汉此刻局面复杂，军地矛盾交织，全国目光聚焦长江两岸。曾思玉下机第一句话：“先听情况，再定措施。”余立金简单汇报后，他决定把军区作战室搬进机场指挥塔楼，方便直接调度空军与陆军。当天夜里，他把各要害单位的部队番号、兵力分布、武器状态一张表列清，连同通讯暗语全数更新。整整三天，王家墩灯火不熄。 9月24日清晨，毛泽东自长沙乘专列抵达武昌。列车会客室里，主席询问：“思玉同志，工作进展如何？”曾思玉简要答：“指挥班子已组建，分区防务调整完毕，正在协调大联合。”一句“正在协调”含义深——部队既要稳，还得让地方群众相信解放军始终是人民子弟兵。为此，他抽调政治工作骨干进驻各大院校，夜以继日做思想说服；另一边，下令各部清点弹药归仓，单兵不得私携手榴弹。 外界或许只看到电话接令、专机赴任的传奇，却不知琐碎细节更考验一名老将。举例来说，汉口江防旅原配属炮兵阵地距离城区仅七公里，火炮射界覆盖主城区。有人建议火炮后撤十公里，以策万全。曾思玉否决：“后撤等于示弱，关键是管住扳机。”于是他给旅长下死命令：火炮原地固守，炮闩抽出单独封存，连夜用铅封铆死。旅长一愣，却也立正领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