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0岁已有妻子的傅雷，与女学生的妹妹爱的死去活来；抱着妻子朱梅馥，他痛哭流涕的哀求:“ 没有她，我就要没了命。”朱梅馥什么都没说，转头就将女生请到家里，还安排她住了下来。 傅雷婚后的第七年，家里悄悄起了变化。那一年，常来常往的女客里多了一个身影，是画家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她性情热烈张扬，话锋锐利，和一屋子寡淡的书卷味形成鲜明对照。温柔安静的朱梅馥像水，成家榴却像火，这团火一下点燃了傅雷压抑多年的激情。 很少示弱的傅雷，在给友人的信里写得赤裸，说没有她就没有灵感、没有热情、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命”。翻译搁下，稿纸积灰，他饭也吃不下，夜里在屋里来回踱步。纸短情长，一封封信飞向成家榴，家里空气里渐渐多出一种陌生的香气。 朱梅馥不是没察觉。她端菜时发现丈夫神游太虚，夜里收拾书桌时看到陌生笔迹。她只是说话更少了，做家务时偶尔停下发呆，却照旧给孩子讲故事。她很清楚，这个从童年阴影里长大的男人，本就伤痕累累。 傅雷的母亲早年丧夫、子女连连夭折，把全部希望压在独子身上，不读书就把他裹得像粽子要往河里扔，打瞌睡就用蜡油灼烫手背。那种近乎残酷的管教，在他性格里留下了偏执、敏感和极端。 与这样的成长经历相对照的，是两人从少年起便缠绕在一起的感情。朱梅馥是他的远房表妹，从小对这个愁眉不展的男孩心生怜惜，有好吃好玩的总先让给他。 十几岁时，两人彼此暗生情意，傅雷十九岁赴法留学前，双方父母便替他们定下婚约。临行前，他把她搂在怀里，承诺说等自己回来娶她，她把头埋在他胸前，默默点头。 到巴黎后，他又曾为法国姑娘玛德琳神魂颠倒，甚至写信要退婚，幸好好友刘海粟把那封信扣下，才保住了这门亲事。1932年他学成归来，与十九岁的朱梅馥正式成婚，这段几经波折的姻缘终于落地。 婚后，朱梅馥几乎把自己彻底交给了丈夫。傅雷定下许多规矩：吃饭不能出声、不能把汤滴在桌上、吃完要把凳子整齐推回桌下，她照单全收，还要求孩子们一同遵守。 深夜他兴致所至跑到花园里嫁接花枝，她二话不说披衣跟出去，打着手电给他照亮。屋里成堆的文稿，她一页页整理，工工整整抄写，连后来广为人知的《傅雷家书》，她都要抄一份底稿。 她原名“朱梅福”，父亲盼她如梅花高洁、一生有福，仅因傅雷嫌“福”字俗气，她就改成“梅馥”，从此连名字都顺着他。傅雷脾气暴，动辄冲她和孩子发火，甚至动手，她也只是在无人处默默流泪，从未在外人面前抱怨。 所以，当成家榴出现时，他才会不顾一切奔赴。傅雷对着妻子痛哭流涕，说没有这个姑娘就没有工作的灵感和热情，人也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家早晚要炸，朱梅馥却突然做了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她没有大吵大闹，而是亲自打电话把成家榴请进家门，给她收拾房间，当贵客招待，熨衣、沏茶，让他们正大光明地相处，在自己眼前写信、说笑。 这不是懦弱，而是清醒。她故意把这段感情从幻想里拉回柴米油盐，让热烈的迷恋撞上日常的琐碎。成家榴住进傅家，既沉溺于傅雷的倾慕，又越来越感到不安。她出身名门，见识不凡，难以无视这位妻子的克制与大度。 几天后，老友张爱玲来访，冷眼看完这一切，临走前对成家榴说：“他已经不自由，你继续下去，也不自由。”这句话像一盆冷水，几天后，成家榴收拾细软，独自去了云南，再未回上海。 情人远去，傅雷像被抽空了筋骨，在空荡的屋子里坐了整夜。朱梅馥依旧按时做饭、收拾屋子，照常给孩子听写、练琴，只是眼睛更红了些。 那年冬天，他重新拿起笔，在书桌前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始工作。许多年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里写下：“对朋友、对社会没做过对不起的事，家里，对你和你妈妈，作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句反省，是这场风波真实的尾声。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两人没有再提当年的事，关系却比从前更加坚固。傅雷翻译、写作，她抄写、校对，像他的秘书，又像他的心理医生。 杨绛曾说，没有朱梅馥，傅雷的成就至少要打三成折扣，这不是客气话，而是被生活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事实。 在傅雷耀眼的文化光环背后，有一个几乎被时代忽略的身影。她用一生的温柔、隐忍与清醒，既成全了一个翻译家的灵魂，也守住了自己认定的爱与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