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7日，西安的高德隆和妻子顶着压力，偷偷生下了第二胎，是个儿子，如愿以偿。随即他在厂里的职务被免，夫妻俩的工资也从当初的80多块，降到了不到50块，每个月还要扣除将近10块钱来交超生的罚款。 高德隆第一次和命运“较劲”，是在1981年的西安。那一年，计划生育抓得紧，街头巷尾都在宣传“只生一个好”。他和妻子却在无数张红头文件和宣传画中，悄悄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为了有个儿子，冒着顶风的风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孩子抱回家，代价也很快清算下来。他在国营大厂的职务被撤，工资从八十多元一下掉到不到五十元，每个月还要再掏出近十元作为超生罚款。对原本靠双职工工资过日子的家庭来说，这等于把生活硬生生勒紧了一圈。 可每当他夜里起床，看见小儿子在被窝里睡得香甜，伸出一只小手抓住他的手指，他心里那点委屈和不甘又都软了。这个男孩，是他逆着大势要来的“心头肉”。 低谷并没有一直拖住他。九十年代风向渐变，市场经济的风吹进厂区，他凭着当爆破兵时练出的胆量和摸索出的物资调配经验，开始在钢材生意上闯荡，把低价货源调往急需的地方，为厂里赚来了真金白银。 业绩上去，人也被重新启用，当上小额站劳动服务公司的分管经理，家里日子又见起色。 有了钱，他更舍得往儿子身上砸。儿子集邮，他出差时就一口气买回当年发行的一整套邮票，花了三百多块，还顺带买了块手表；儿子考进四十四中，他又咬牙掏出两千多元，给孩子买了辆当时刚流行的山地车。 在多数人月薪三五百的年代，这几乎是把几个工资叠在了一起。妻子心疼，他却只盯着儿子脸上的笑，觉得只要孩子高兴，一切都值。 没想到，真正的祸根就从这份“体面”里冒出来。儿子骑着山地车去学校，马上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许多同学还为几块钱生活费发愁的时候，他骑着一辆价值两千多的车子，实在太扎眼。 王星提出要“借”车一骑，被儿子拒绝后，第二天就带着六个小混混堵在校门口，把人从车上拽下来拳打脚踢。等儿子鼻青脸肿、嘴角眼角流着血，一瘸一拐回到家时，高德隆只觉得眼前一黑，连忙把他送去医院。 医生见惯这种学生打架的伤，只是简单清洗包扎，就让他们回家。夜深后，儿子开始剧烈头痛，还不断呕吐，他这才意识到事情远不止皮外伤那么简单，又火急火燎把孩子往医院送，一边排队挂号走流程，一边托人请来脑科老专家。 专家看过片子，只说了一句“晚了，赶紧开颅”，可这“赶紧”前面，已经被种种拖延耗掉了太久。等到晚上手术做完，儿子却一直没能醒来，五天之后，医院冷冰冰地给出“脑死亡”的结论：就算勉强救回来，也只会是植物人。 儿子的死像一颗重磅炸弹，把这个原本为超生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家，彻底炸成碎片。妻子接受不了现实，精神失常，从此连车也开不了，原先那个被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转眼成了被命运连番碾压的废墟。 法律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支撑。带头行凶的小混混被判了十四年，其余五人各判五到十年，真正挑事的王星因为没亲自动手，只赔了三千块钱。 他想着儿子不过是多骑了一辆好车，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心里始终过不去。想告医院延误抢救，可在当时几乎没有类似先例，连立案都难，无力感和愤怒在心里越积越厚。 终于，他第二次和命运“较劲”，这一次用的是自己最熟悉的爆破技术。夜深时，他悄悄把自制炸弹安进那家医院的门诊楼，剧烈的爆炸掀翻了玻璃，震坏了墙体，三百多块玻璃碎裂，七人受伤，所幸无人死亡。 案子一度成了悬而未破的大案，他则悄然离开，跑去卧龙寺想剃度出家，被方丈一眼看出“执念未除”，只准做居士。后来又辗转运梁寺、莲花庙，换了地方，却始终放不下那股怨气。 2002年，他在街头碰见了当年参与殴打儿子的其中一人，那人早已提前出狱，躲在父母身后不敢抬头，母亲反倒冲着他嚷：“我儿子都坐过牢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一嗓子像火星一样，点燃了他心底最后的理智。 2004年大年初五，他做出了更极端的决定。十一枚延时炸弹被他装进新年礼盒，悄悄放在当年那些参与殴打者家门口。 幸运的是，有人在凌晨发现异常报警，警方全面排查，最终只炸了两枚，因疏散及时没人受伤，其余全被拆弹专家处理掉。 两天后，他在自杀未遂后落网，因爆炸罪和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被判处死刑，2005年执行，“西安高德隆复仇案”至此画上句号。 当制度的冷硬、少年的恶意、医疗的疏忽和一个父亲的执念缠在一起时，一个普通人要被逼到多远的角落，才会一步步走到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