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3岁的王某将溶解了60粒安眠药的温水端到儿子面前，亲手喂他喝了下去，她眼睁睁看着儿子死亡，随后就去警局自首！ 根据当地法院2018年公布的生效判决书，王某的小儿子张某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症，认知水平停留在幼儿阶段，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从出生起就依赖家人照料。 从2005年丈夫去世后，照料小儿子的重担就全压在了年近七旬的王某身上。 王某的小儿子张某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症，认知永远停留在幼儿阶段，吃饭、穿衣、如厕等所有生活起居都需要专人照料。从张某出生那天起，王某就成了全职看护，这份责任一扛就是几十年。 2005年是王某人生的转折点，丈夫因长期劳累患上肺癌晚期，突然晕倒在张某床边，经抢救无效离世。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不仅断了经济来源，更把照料张某的重担彻底压在了年近七旬的王某身上。那时的王某已经69岁，自身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可她别无选择。 亲戚朋友偶尔会来搭把手，但长期的、琐碎的照料工作，终究要靠她一个人扛。 很多人无法想象，12年独自照料重度残障儿子，是怎样一种煎熬。 张某没有语言表达能力，饿了、疼了只会哭闹，王某只能靠多年的经验去猜测；夜里张某经常失眠吵闹，王某只能整夜整夜地抱着他，第二天还要强撑着做早饭、洗衣服。 随着年龄增长，王某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每次把张某从床上抱到轮椅上，都要耗尽全身力气，稍有不慎就可能两人一起摔倒。 丈夫去世后，家里的收入仅靠微薄的低保和子女偶尔补贴，买药、买尿不湿、买营养品的开销早已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 为了省钱，王某自己舍不得买新衣服，甚至生病都不敢去医院。 而精神上的孤独更让人窒息，她几乎没有社交，每天面对的都是儿子无意义的哭闹和重复的生活，这种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一点点吞噬着她的希望。 2017年，83岁的王某身体彻底垮了，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缠身，连自己都需要人照顾。 她开始陷入深深的恐惧：自己要是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该怎么办？送养老院？费用承担不起，而且很多养老院不愿接收重度残障人士；靠其他子女？他们各自有家庭有负担，也不可能像她一样全身心照料。 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后，王某做出了那个极端的决定——用“结束生命”的方式，给儿子和自己一个“解脱”。 案件曝光后，很多人陷入了道德争议：有人骂王某残忍，虎毒尚不食子；有人同情她的无奈，认为她是被逼到了绝境。 但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悲剧的背后，是当时残障者社会托养体系的严重缺失。根据2017年民政部的数据，我国重度残障人士托养服务覆盖率仅为35%，在一些基层地区，这个比例更低。 像张某这样的重度残障者，几乎只能依靠家庭照护，而家庭照护者的压力，却很少能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撑。 法院的判决，恰恰体现了法律与情理的平衡。最终，王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判决书里那句“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道出了案件的特殊性。 法院之所以从轻处罚，不仅因为王某有自首、年满75周岁、认罪认罚等情节，更考虑到她的犯罪动机并非恶意，而是源于长期照护的绝望。 而且，被害人家属也对王某表示了谅解，这从侧面说明，他们也理解王某的无奈。 2016年，江苏一位79岁的老人，因独自照料脑瘫儿子40年，不堪重负将其勒死，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18年，湖南一位68岁的母亲，因女儿患有重度精神病，长期照料无果后将其杀害，同样获得了从轻处罚。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照顾亲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却忽略了家庭照护者的承受极限。 无论是父母照顾残障子女，还是子女照顾残障父母，长期的、高强度的照护工作，都会给照护者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 如果社会不能及时介入，提供有效的托养服务和心理支持，家庭照护者很容易陷入绝望，甚至走向极端。 王某案更让我们明白，残障人士的保障，不仅仅是保障残障者本人的权益，更要关注到他们的家庭照护者。 同时，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托养服务的普惠化、专业化，让每一个重度残障人士都能得到妥善的照料，让像王某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2021年10月，越秀区法院下达裁定，认为王某在缓刑期间表现良好，原判刑罚不再执行。 此时的王某已经87岁，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她的晚年生活归于平静，但那段绝望的岁月，以及失去儿子的痛苦，注定会伴随她一生。 而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王某案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它时刻提醒着我们：社会保障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宏大的政策里，更体现在对每一个困境家庭的细微关怀中。 信息来源：广东83岁老母亲手杀子，法院竟这样判决……2017-11-17青春江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