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伤员刘克先正在街边讨饭，一个国民党士兵走了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眼，说：‘以后你就在这里等我，我给你送饭！’ 一九三七年冬，甘州城风沙大。 城墙根下蹲着一个人，军装破得看不出样子，脚上裹着脏布，冻伤裂开，血水在硬地上晕一圈暗色，路人只当瞧见了个乞丐。 他叫刘克先，原是西路军红九军二十七师营长。 年初西路军西征失利，部队被打散，他在突围中和主力走失。 天气极冷，地冻得像铁板，他右脚三个脚趾被冻坏，慢慢变黑，双脚多处冻伤裂口，走不动路。 部队临走前给他留下一个通讯员照应，两个人拄着木棍往前挪，沿路向老乡讨一点吃的，有破庙就挤进去躲一宿。 几天后，通讯员出去讨饭，再也没回来。 刘克先心里明白，多半是遇上追兵，或者倒在雪地里。 腿脚坏成这样，再跟着部队机动只会拖累人，他只好留下，在甘州城靠乞讨撑日子。拐杖是路边折的树枝，贴身衣服里压着一小条红布，是当年红军袖章剪下来的。 这天一队国民党士兵巡逻过来。 走在边上的一个人忽然慢了一拍，眼角瞥见墙根那团人影，停一下，上前两步，上下打量一番，像随口丢下一句，以后就在这里等，他给送饭，说完又跟上队列。 刘克先抬头，看见军大衣下摆被风掀开一点，露出一小截褪色的红布条，那颜色他太熟悉。手下意识摸向自己衣里那块小布，两块布隔着一层灰对上号，他心里一震，猜出对面是“自己人”。 这个士兵叫刘德胜，原来是红五军战士，在倪家营子战役中被俘，被迫改编进国民党军队。 军装换了，人没换，他把旧袖章剪成几块红布，缝在军大衣里面。他和几个同样出身的人，小声聊起以前的番号、战友，也打听西路军的消息。 时间一久，这几个人索性串成一条线，悄悄成立地下党支部。白天站岗练队列，晚上压低声音商量，哪条街可能藏着失散的西路军战士，怎么接近才安全。刘德胜巡逻时，眼睛总往街角多扫几眼。 墙根下的刘克先，让他放在心上。 送饭只是先搭个话，几天之后，他带来的不只是冷馒头，还有省出来的干粮和一点热汤。趁四下没人，他在墙边蹲一会儿，小声告诉对方，国共已经重新合作抗日，红军改叫八路军，延安那边正在想办法营救西路军残部，这几句在一个失散营长心里，像又吹起了集合号。 消息顺着地下线往上送，传到城里一位医生那里。 甘州城有家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挂着教会医院牌子，给人看病开药，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医生这个身份，适合打听来历，也方便安排人进出医院。 他把失散名单和城里出现的伤员对照，谁带着枪伤、冻伤，谁说不清自己是哪路的，都在心里做了记号。听说城里有个拄拐的乞丐，以前当过军官，脚烂得厉害，他立刻警觉，觉得这条线不能漏，赶紧往上报。 组织又把王定国拉进来。她在西路军妇女团当过干部，对不少干部战士记得清。 一听“刘克先”三个字，红九军、二十七师、营长这些信息顺下来，人差不多也就有了影子。 见面约在一间普通民房里。 刘克先坐在炕沿，拐杖靠在墙边，脚上缠着厚布。王定国进门，看他一眼，问了几句经历，前后对得上，心里就踏实了。 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很紧的小纸片，递过去。纸上写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说会想办法把他送到兰州，让办事处接应。 这张纸片薄得能透光，对一个蹲在街边讨饭的营长来说，是一条确实的路。 要把人接出来，靠的是一整张网。高金城以“重伤病人需要救治”为名，把刘克先收入福音堂医院，在登记簿上给他换了个名字，真正的身份只握在少数人手里。 医生查房，护士打针，有动静就有人从后门撤出去。 城里做生意的商人，有的其实是联络点，打着送货的招牌出入，把情报和名单一并带走带来。 地下党支部里的士兵、护士、商人、医生搭在一起，把一条隐蔽的营救路接了起来。 刘克先脚上的伤稍微缓一点，能拄着拐挪动时，在他们安排下，从甘州城被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有人回头算这笔账，高金城、刘德胜、王定国，还有不少没留下名字的地下党员，以医生、商人、护士、士兵这些身份作掩护，通过送饭、看病、转移等办法，前前后后营救了两百多名西路军战士。 每个人手里拿到的，也许只有一碗热饭、一瓶药、一张写着地址的小纸条，合在一起传出的意思很清楚:队伍还在，组织还在，延安也还在。 甘州城墙根下的泥地早被新的脚印踏平，当年人们只记得那儿有个拄拐的乞丐，偶尔有士兵停下脚步递给他吃的。 知情的人心里清楚，那一碗饭和军大衣下摆那块红布条，让一个营长从街角慢慢回到队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