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朋友对口述历史有误解，认为口述历史，就是随口说，说到哪算哪，怎么说全由自己说了算，这种口述的东西，个人色彩太重，可信度不高。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好的严谨的口述历史，并不是这样，就拿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深耕多年的唐德刚来说，他做口述历史有一个严苛的标准：“百分之十五口述+百分之八十五考证”。 这百分之十五，实际上就是与历史当事人面对面，深挖正史之外的历史细节和真相，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是鲜活的“人”的历史。 唐德刚做的口述历史，主要是围绕民国军政大佬展开的，他把这些大佬放在“历史三峡”这一独创的民国时代大背景下，留下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历史记忆与沉思。 在唐德刚记录的国民党大佬群像中，李宗仁的形象尤为立体鲜活。 作为桂系领袖，李宗仁一生历经北伐、抗战、内战等重大历史节点，而唐德刚在《李宗仁回忆录》中给予他“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的极高评价，称其为“近代中国这座高楼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 这一评价并非空泛之辞，1926年，正是李宗仁力排众议，带着桂系部队入湘作战，并亲赴广州游说各方势力，最终促成国民政府北伐决策的落地。 唐德刚通过梳理李宗仁的口述与史料考证发现，当时蒋介石虽手握部分军权，却因广州政局复杂而犹豫不前，是李宗仁联合李济深在政治会议慷慨陈词，加之广西先遣队的军事胜利，才让北伐从构想变为现实。 抗战时期，台儿庄战役将李宗仁军事生涯推向巅峰，唐德刚在回忆录中详细还原了战役细节：李宗仁以杂牌军为主力，巧妙运用“围点打援”战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场胜利不仅提振了全国士气，更印证了他“名将”的实战能力。 但唐德刚并未回避其局限性，在记录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数十年权力纠葛时，清晰呈现了这位桂系大佬“有将才而无相才”的特质——他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却始终未能跳出派系斗争的桎梏，最终在民国政坛的波诡云谲中黯然离场。 谈及国民党核心人物蒋介石，唐德刚的评价尤为辛辣且中肯，而这一评价的权威性，竟同时得到了李宗仁与张学良两位蒋介石“宿敌”的印证。 张学良在见到唐德刚时曾直言：“你书里写的那个蒋介石，跟李宗仁嘴里说出来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个‘百分之百的蒋介石’”。 根据李宗仁的口述，唐德刚在回忆录中勾勒出一个“劲气内敛、狠辣多疑”的蒋介石形象：1926年北伐前夕，李宗仁初次与蒋介石会面便断言“共患难难，共富贵更难”，后来的历史果然应验——蒋介石对待嫡系与杂牌军截然不同，发放军饷时嫡系部队是桂军的两倍，嫡系军官犯错仅遭责骂，而杂牌军官稍有不慎便可能被枪决。 唐德刚进一步考证指出，蒋介石的治军短板在关键战役中暴露无遗：北伐攻打南昌时，他不听白崇禧“围城打援”的建议，执意强攻导致部队损失惨重；徐州会战中，又因意气用事中了孙传芳的诱敌之计，全线溃败后竟杀军长王天培泄愤。 对于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唐德刚更是一针见血：“他年轻时在上海滩沾染的习气，让他对待同事全凭权术和阴谋诡计”，从“中山舰事件”中左右逢源，到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实力派，蒋介石靠这套手段登上权力顶峰，却也导致国民党内部人心涣散，为日后败亡埋下隐患。 在唐德刚的口述史中，张学良的形象充满了矛盾与真实，他将这位少帅定义为“花花公子、军阀、爱国者”的复合体，这一评价竟得到张学良本人的认可。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关键事件，唐德刚通过多次访谈发现，这位被囚禁半生的少帅“大而化之”，回忆往事时常常信口开河，却在核心问题上毫不含糊——他明确向唐德刚否认了“不抵抗主义”是蒋介石的命令，直言“是我自己下的决定”，这一表述弥补了文献史料的空白。 唐德刚在整理过程中并未盲从口述，而是结合1931年的历史背景考证：当时国民政府国力羸弱，张学良的“不抵抗”既有保存东北军实力的私心，也有对日军战力的误判，但其后来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又彰显了“爱国者”的担当。 更令人唏嘘的是，唐德刚记录了张学良流亡美国后的生活细节：这位曾经的“少帅”晚年坦言“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褪去光环后的真性情，让历史人物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标签，变得有血有肉。 除了这些极著名军政人物，唐德刚还记录了顾维钧、陈立夫等国民党大佬的别样人生。 作为民国外交界的传奇，顾维钧的英文造诣连胡适都自叹不如，唐德刚在整理其口述史时，不仅翻阅了顾氏珍藏的三十七箱档案，更记录了他对曹锟的独特评价——这位被后世诟病“贿选总统”的文盲政客，竟被顾维钧赞为“天生的领袖”，原因是其待人宽厚、知人善任。 而曾经权倾一时的陈立夫，在唐德刚的笔下则展现了落魄的一面：国民党败亡后，陈立夫被赶到美国，为生计开设鸡场，在饭馆排队卖鸡蛋，最终因饲料价格上涨而破产。 唐德刚感慨：“世人皆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但陈立夫的境遇连我都不如，实在不够资格”，这番直白的记录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偏见，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生存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