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有一份标注为“1954年8月21日”的笔供，7506个黑色字迹密密麻麻

中央档案馆有一份标注为“1954年8月21日”的笔供，7506个黑色字迹密密麻麻爬满纸页，落款处“东口义一”的签名潦草却刺眼。 东口义一原是日本奈良县的农民，1937年穿上军装，成了日军第16师团38联队2大队步兵炮小队的上等兵。 在侵华日军中，屠杀中国人最多的就是第16师团，它被称为“野兽师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支野兽部队屠杀的中国平民和战俘高达16万至24万人，占南京大屠杀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 作为南京大屠杀中第一线的施暴者，东口义一的笔供，以极其冰冷的陈述还原了1937年南京城最黑暗的六周，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细节以及令人窒息的时刻。 1937年12月12日黄昏，南京下关车站东南部的旷野上，寒风裹挟着江面的腥气。 东口义一蹲在步兵炮旁，看着两公里范围内被日军包围的中国军民，“像羊群一样密集”。 他在笔供中供述：“对被包围在下关两公里范围内的密集中国人民，以800—900米的距离，发射榴弹约12发”，每一发榴弹落下，都伴随着血肉横飞的惨状，哀嚎声穿透硝烟，在旷野上回荡。 当时，他不会想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正用16毫米摄像机，在不远处记录下这人间炼狱的片段，镜头里后来出现了一辆卡在铁轨上的煤车，车斗里伸出一只戴银镯子的女人手，成为这段历史无法磨灭的印记。 三天后的12月14日天黑后，下关车站附近的日军宿舍里，一场“分赃会”正在进行。 东口义一在笔供中回忆，小队长市川中尉明确指示村田军曹：“为会后的会餐会准备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于是村田军曹带着10名士兵，挨家挨户以“帮忙洗衣服”为借口，用枪口逼着10名中国女性走出家门，将她们关进宿舍地下室。 “那里没有床，只有稻草和军用毛毯，门口架着机枪”，东口义一辩称自己“没参与轮奸”，但承认“村田军曹带人诱骗时，我在门口警戒；战友们施暴时，我全程沉默”。 这场持续三天的暴行中，60名日军士兵轮流施暴，10名女性平均每人遭受18次侵犯，她们中最小的仅15岁，最大的30岁，还有一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认定，这种“旁观者罪责”同样反人类，当暴行成为集体行为，沉默就是帮凶。 他们的暴行并未止步于性侵。 12月15日，东口义一与9名士兵“拳打脚踢，用十四年式手枪进行威吓”，逮捕了80名中国平民，“集中到一定场所后，装上了3辆汽车送到下关船舶工兵队，最后被工兵队爆炸虐杀”。 他们之所以选择煤车运送尸体，是因为下关码头每天有几十趟煤车进出，用煤车装尸体比挖坑埋人更隐蔽高效。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东口义一在笔供中还供述，他曾参与逮捕“约10000人以上”的中国平民，其中600名男子被装上20辆汽车，“押上船只在江中爆炸杀害”。 12月18日，在南京军官学校西北空地，他按命令挖掘深1.5米、宽1.2米、长2.0米的埋尸坑，见证并警戒了10名抗日军被斩首的全过程，“我将1名抗日军的眼睛蒙起来，并使之坐在坑前”，看着见习士官挥刀砍下头颅，再与其他士兵一起将尸体推入坑中掩埋。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将生命当作实验品的残忍。 12月19日，东口义一与14名士兵按命令挖掘长10米的大坑和两个射击台，参与了一场“步枪杀伤力测试”。 “50名抗日军俘虏被绑着双手双脚，蒙着眼睛站成两列纵队”，日军用中日步枪各射击一发，“中国步枪打穿15名，日本步枪打穿12名”，剩余23人则被轻机枪扫射殆尽。 他在笔供中毫无感情地写道：“我和浅川一等兵在距现场50米的三叉路警戒中国人通行，直接帮助屠杀，最后与浅川一起将4名抗日军尸体投入坑中掩埋”。 此外，他还承认“以打扫战场和搜索隐匿武器为目的，侵入军官学校内的中国民房，用十四年式手枪相威胁，强奸了一名35岁左右的看家妇女”，并参与在句容焚烧中国民房，“把中国农民的房屋和家具全都烧了”。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口义一已升任曹长，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并移交给中国政府。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审讯中，他写下了这份详细的笔供，尽管试图用“没参与轮奸”、“只是执行命令”等说法减轻罪责，但字里行间的细节却成为无法辩驳的铁证。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公开审理此案，法庭采信了他的笔供及约翰·马吉的影像、同案犯供词等佐证，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 。 与其他当庭忏悔的战犯不同，东口义一在服刑期间虽有一定改造，但并未表现出深刻的悔意。 1974年刑满释放后，他返回日本东京，此后再无任何公开的忏悔或回忆录，1978年因肝癌去世，结束了其充满罪恶的一生。 揭露东口义一的罪恶，绝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看清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与扭曲。 这个曾经的普通农民，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洗脑和集体暴行的裹挟下，变成了没有人性的杀人机器，他的“旁观者”心态更是警示我们：当暴力被制度默许、当沉默成为集体选择，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沦为暴行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