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了一篇戴季陶剖析日本的文章，反响很好，说明在当下，在认识剖析日本这个问题上，大家既需要也欢迎真知灼见，既然如此，今天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对日本再进行一番剖析。 在近代中国对日本的理性认知史上，有一人与戴季陶是公认的双峰并峙，这个人就是蒋百里。 作为同样拥有留日背景、深谙日本国情的“日本通”，戴蒋二人均跳出了“盲目崇日”与“极端排日”的二元对立，并以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这个近邻的本质，但是，他们的观察视角与核心关切却是迥然不同。 戴季陶的认知更偏向文化与思想层面的根源剖析，试图通过唤醒国人的信仰与自信来应对挑战。 而蒋百里作为“兵学泰斗”，其日本观则以军事战略为核心，兼及政治、经济与民族性格，形成了集预判、战略、对策于一体的完整体系，他对日本的认知，既精准把握了日本的强点与弱点，更构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其精髓至今仍具强大的思想穿透力。 蒋百里对日本的认知，始于对其侵略必然性的精准预判。 上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便直言，“吾们所最感危险，就是那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明确断定日本必将发动侵华战争。 1923年，途经徐州时他就向学生龚浩预言：“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京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并提前构想了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的“三阳线”国防布局。 这一预判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基于对日本国情的深刻洞察：明治维新后，日本虽实现了军事与经济的快速崛起，但资源匮乏的先天短板与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形成尖锐矛盾，“征服四周民族、建立大帝权”的欲望早已深埋进文化基因之中。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考察，与士官学校同学荒木贞夫等军国主义分子直接接触后，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回国后即刻拟定多份国防建议计划，为国民政府备战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军事战略层面，蒋百里构建了系统的对日作战思想，核心就是“以持久对速决，以空间换时间”。他在1938年的条陈《速战与持久》中鲜明指出：“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这一思想深刻把握了中日国力对比的本质：日本虽武器先进、战力强劲，但其战争资源依赖外部输入，利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地广人众、战略纵深辽阔，虽国防空虚，但具备持久作战的先天条件。 基于此，蒋百里正式提出了“三阳线”国防中心区战略，主张在此线以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在此线以西依托山川地形与丰富资源，建立持久抗战的战略后方。 他还创新性地提出主动出击上海的战略构想，迫使日军将侵华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改为沿长江由东向西推进，以此抵消日军的兵器与训练优势。 更振聋发聩的是他那句流传千古的呐喊：“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更难得的是，蒋百里对日本的认知并未止步于军事战略，他还通过深入剖析其民族性格与内部矛盾，揭示了日本必败的根源。 他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缺少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 这种民族性格缺陷体现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形成了致命的内部裂痕：一是陆海军的尖锐对立，“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两个强加在一起，却成为弱”。 五十年来，日本陆海军预算始终保持近乎均等的比例，即便在国防需求发生变化时，也因相互牵制而无法合理调整，陆军的“大陆政策”与海军的“南进政策”各自为战，严重消耗了国家实力。 二是军人干政与政党政治的对立，日本内阁组织法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这一制度成为军人操纵政治的工具，导致军国主义势力失控，整个国家陷入“疯狂状态”。 此外，蒋百里还观察到日本社会的深层矛盾：欧战带来的工业快速发展造成贫富悬殊，“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而暴发户一席宴会可花到千元以上”，这种社会不公不仅引发民众不满，更导致军官学校招生不足，动摇了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他还指出日本民族“善于模仿却缺乏独创性”的特质，其军事理论与工业技术多借鉴西方，却未能形成符合自身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也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在国防建设层面，蒋百里提出“生活条件与战争条件一致则强”的根本原则，放在当下，依旧具有启示意义。 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全民战争，仅靠军队无法赢得胜利，必须实现国防与民生的统一。 为此，他主张寓兵于农，让人民的生产生活工具同时具备战争功能，这一思想与后来的全民抗战理念不谋而合。 面对日军可能切断海上运输线的预判，他力主修建内陆公路网，保障战时军需运输；同时建议将沿海工业迁往湖南、四川等地，在战略后方建立军工厂与生产基地，为持久抗战提供物质支撑。 这一思想不仅指导了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与国防建设，更构建了全民抗战的理论基础，他在《国防论》中强调：“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 在大国博弈日趋复杂的今天，研读蒋百里，我们能得到的借鉴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