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民兵连长是个有妇之夫，却和村里一个年轻寡妇产生恋情，两人做起了地

七十年代时，村里民兵连长是个有妇之夫，却和村里一个年轻寡妇产生恋情，两人做起了地下夫妻，不料被寡妇的家门自己抓了个正着，把两人赤身裸体拉到支书家，要支书处理。支书是个老于事故的人，让两人穿好衣服，把两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又顺手拿了一根木棍，把两人打得哭天叫娘，打完后支书往门槛上一坐，指着民兵连长的鼻子说：“你是党员是干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偏要做这伤风败俗的事，明天就给我停职反省。” 又转向寡妇：“你男人走得早，村里人谁没帮过你，怎么就不珍惜自己的名声。” 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风刮过土坯墙都带着股铁锈味。 民兵连长王建军揣着口袋里的旱烟，盯着井台边打水的李秀兰——那个丈夫走了三年的寡妇，辫子梢沾着草屑。 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上的，只记得开春时王建军帮她修过漏雨的屋顶，瓦片在他脚下咯吱响，像极了村里婆娘的碎嘴。 第一次在牛棚后的草垛旁拉手，是麦收后的月夜。 李秀兰的手糙得像砂纸，王建军的掌心全是茧子，两只手攥在一起，倒比握着枪杆更让人踏实。 往后就成了惯例，趁她婆婆去邻村走亲戚，他从后窗翻进去，炕桌总摆着一碗没动过的红薯粥——她知道他晚饭总在队部对付。 出事那天是冬至，雪片子打得窗户噼啪响。 王建军刚解开棉袄扣子，院门外突然传来扁担倒地的声音——李秀兰的小叔子提前从县城回来了。 门闩“哐当”掉在地上时，他看见李秀兰的脸白得像窗纸上的霜花。 被拽到支书家时，两人还只穿着贴身的单衣。 支书蹲在门槛上抽完一袋烟，烟锅在鞋底磕了三下，突然抄起门后的枣木棍：“党员干部就敢扒拉别人家的门？” 木棍抽在棉袄上闷响，王建军咬着牙没吭，李秀兰却哭得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她怕的不是疼，是明天村口槐树下的唾沫星子。 “停职反省”四个红字贴在大队部墙上那天，王建军的婆娘抱着娃在灶台前哭，柴火灭了三次。 李秀兰去井台挑水，碰见人就低下头，井绳磨得手心生疼，可她不敢松手——桶里的水晃一下，都像是在照她的脸。 后来有人说，那天王建军是去送救济粮的；也有人讲，李秀兰的小叔子早就看连长不顺眼。 可哪个说法都没拦住槐树下的议论，就像没拦住开春后李秀兰门上多出来的那把新锁。 王建军再没去过李秀兰家，却总在巡夜时多绕到她家后墙——墙根的草长得老高，他用脚尖踢了踢，惊飞了一只躲在里面的麻雀。 那只麻雀扑棱棱飞过屋顶，落在了王建军家的烟囱上，烟正浓，把鸟的影子裹得严严实实。 现在想起这事，老人们总说“那时的天太晴，容不得一点灰”。 可谁又见过，雪地里那串并排的脚印，是怎样被后来的新雪悄悄盖住的呢？ 或许啊，有些债，不是打骂能还清的，是要用一辈子的低头来还。 就像村口那棵老槐树，被雷劈过的疤，年年春天都要冒点新芽，又被风死死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