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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12日，针对上海复杂敏感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向上海派出中央工作组。那么，中央工作组成员又该交给谁负责呢？
为此，中央政治局特意召开了会议。会上，叶剑英元帅推荐了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的苏振华：“他资格老，不仅有军队工作的经验，还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是最合适的。”
叶帅的提议得到了陈锡联、李先念等人的一致同意。他们认为，上海的稳定对全国大局十分重要。因此，中央工作组负责人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要选择能够牵头、真正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人。
最终，会议决定调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三人组成中央工作小组，前往上海。
中央工作小组成立后，苏振华等人立即开始对上海的形势展开研判，并做好思想上的和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10月20日，苏振华率领中央工作小组正式飞往上海。一落地，中央工作小组便立即展开工作。南京军区的廖汉生也奉命来到上海进行军事部署，做好安全警备工作。
此后一连数天，苏振华等人亲自坐镇，对相关人员进行隔离审查，基本查清了这些人一系列的罪恶活动。
苏振华率领的中央工作小组在稳定上海局势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7年春，上海的形势已经稳定，苏振华也被调回北京。这时的苏振华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在军队中担任着重要职务，更在稳定上海、粉碎阴谋、搜集罪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京后，苏振华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他满怀信心地表示：
“我奉命调回北京，是来帮助华主席掌握军队的。我们要像过去拥护毛主席那样，拥护华主席。”
当时，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由于缺少在部队从军的经历，资历较浅，加之年龄较小，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召回了像苏振华将军这样的老将回京坐镇。
可见，华国锋是十分信任苏振华的，而苏振华也大力支持华国锋的工作。
这时候，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出，不过，关于他复出的声音却十分热烈并渐成浩大之势，而且是从党内开始逐渐扩大到人民群众。
1976年10月7日，叶剑英便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提议，并受到了李先念、陈云等人的强烈赞同。在之后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叶剑英等人又多次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不过，华国锋却有所顾虑，便没有立即同意。当然，华国锋并非故意阻挠，他也是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但要讲究时机。
1977年1月，就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如果现在出来，很有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让坏人有可乘之机。”
2月7日，随着“两个凡是”的发表，党内其他老同志也纷纷发声，呼吁“应该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复出”。
跟中央的慎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自然是邓小平曾在1975年主持工作时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宣布恢复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自此，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带领人民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真正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7月30日晚，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开赛几分钟前，邓小平等领导人突然来到了主席台，全场数万名观众看到后，顿时热烈鼓掌，欢呼不已。人们期待着这位老人将要带给中国的新变化……
这次公开露面是邓小平继在周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小平复出后，立即开始了对经济、教育、科技、政治等各领域的全面整顿，军队这一重要领域自然也不可或缺。
就在这时，南海舰队却发生了重大事故。
1978年的一天晚上，停靠在广东湛江港麻斜海军基地的广州号驱逐舰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爆炸声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久。随着爆炸声音停止，广州号驱逐舰也随之沉没。
事故发生后，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专案组展开调查。很快，广州舰爆炸的凶手便指向了一个名叫赖三羊的干部。
赖三羊因感情问题受到部队领导惩处，不仅被撤销了干部职务，而且还让他作为普通战士复员。换句话说，就是让他离开部队。
由于当时南海形势紧张，加之军队管理松懈。即使赖三羊已经受到了处分，但他依然还掌握着广州舰上的武器库的钥匙。
于是，事发当晚，躲在武器库伤心的赖三羊渐渐萌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我不想活了，但领导也不能好过。
就这样，赖三羊选择了跟广州舰同归于尽。最终的结果也众所周知，广州舰爆炸沉没，舰上100多名官兵牺牲。
调查结果上交到邓小平处，作为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上将受到了邓小平的严厉批评。这让他心里十分委屈，并向华国锋倾诉。
华国锋听后安慰他“没事，不要怕。”同时，华国锋还表示自己从朝鲜访问回来后，到大连进行一次军事演习。苏振华听后，不假思索表示“支持”。
4月12日，海军参谋长杨国宇突然接到了华国锋要在5月10日前后进行海军大阅兵。杨国宇立即表示：“要将此事报告给萧劲光司令，根据制度规定，还应向总参报告。”
然而，杨国宇的建议却遭到了驳回。此后，杨国宇等人开始着手准备海军受阅的方案。但同时，他心中也直犯嘀咕，再次提出“要报告总参”。
最终，在杨国宇的坚持下，他最终被允许向北京汇报。就这样，杨国宇很快来到北京，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汇报了相关情况。
罗瑞卿听后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但他委婉地提醒这件事事关重大，一定要慎重。此外，两人还约定了暗号，“我说行，你们就搞，我说不行，那就算了。”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明确表示“我反对这次海军受阅”。
邓小平表示同意。就这样，海军受阅仪式便没有举行。
其实，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不适合海军搞阅兵式。中苏关系紧张，我国和美国、日本的关系也刚刚缓和，有所改善，选择这一敏感时刻，在大连这一海域进行海军阅兵式，的确是不合适的。
由于作为海军负责人的苏振华在组织这次海上阅兵式时没有按照流程请示，他再次受到了邓小平的批评。这让苏振华很是受挫。
尽管已经两次受到批评，但苏振华仍然坚持奋战在工作岗位。1979年春节，尽管生着病，但苏振华仍然坚持要去海军机关大院看望干部和战士。
2月6日，苏振华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得更加糟糕，但这一天，为了能够参加一个关于海军研究所的会议，他不顾身体情况，向医院请假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长达40多分钟的讲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第二天，即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在北京病逝。
2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苏振华将军的追悼大会，华国锋主持了大会，邓小平致悼词。一颗将星又在璀璨的中国军事史上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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