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头不行调头头！”
1985年，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要腾出力量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于是，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员100万。
尽管裁军决定是基于现实因素作出的科学、正确的选择，但其面临的阻力还是很大的。面对这一困难，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
此后，在如此坚决的领导下，百万裁军的重大任务大约历时三年，终于在1987年顺利完成了。
邓小平：“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上世纪80年代，在中越两国边境，冲突还时有发生，此外，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军队也陈兵在中国北边。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大背景下，邓小平立足于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战略大布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作出了裁军百万的决定。
裁军100万员，这意味着要裁掉现有军队员额的四分之一，这无疑是一次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一次“大手术”，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这也是邓小平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认为，富国强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争取国内外稳定的前提下，要集中一切精力将经济搞上去，同时，质量强军也要被真正提上日程。
实际上，二战以来，各种各样、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层出不穷，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寥寥无几，一些超级大国更是越裁越多，以裁军作为烟幕弹，将整个世界拖入危险的深渊。
就在世界裁军进程停滞不前，其他国家还在嘴里喊着军备竞赛带来的危险，实际上却在不断扩充军队之际，中国率先作出了裁军百万，将各大军区裁减为7个的重大决定，一时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轰动。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裁军的行动？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
过去，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一旦发生战争必然是大战，人们普遍认为军队的数量越多越好，甚至还有做好应对核战争爆发的准备。
就这样，给我国的军队建设带来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机构臃肿的问题。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建国之初，中央军委曾计划将550万人民军队整编到400万。但是，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打断了这次的整编计划。
上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为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扩大规模。到70年代，已经达到了惊人的610万，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队。
此后，关于给军队“消肿”的问题多次被邓小平提出，期间，经过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数量被控制在了400万左右，但这仍然没能解决军队臃肿的问题。
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军队的官兵比例是1:2.45，意思是一个中国军官下面只领导着两个半士兵。而苏联是1:4.56，美国是1:6.15，法国为1:17。
针对军队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肿’在了各级领导机关。这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完全不相符。”
此外，与1985年美军的军费相比，人民解放军的军费仅占美军军费的2%，连苏联军费的零头都比不上。但数量方面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联持平。
军队臃肿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先不说指挥作战，到时候恐怕连疏散也不容易。冷兵器时代，军队多多益善是对的。但在现代化战争中，兵贵于精而不在于多，武器也要追求高精尖。而要想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只有以国民经济为依托才能实现。
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腾出力量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给军队“消肿”便是最关键的一步。
其次，裁军的命令关系着每一位解放军战士们的切身利益，是去是留、调往哪里，一时间，军队中弥漫着抵触、焦躁的情绪。不少人甚至天天给中央军委、邓小平写信，希望能够保留军队，这些都给裁军工作的开展带来相当大的阻力。
为了将裁军工作顺利推进下去，邓小平顶着巨大的压力，主动担起了重任。邓小平向在座的每一位军队干部说道：“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就由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兵者，国之大事。”自古以来，裁军就是一件牵涉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事情。通过对军队的全盘考虑，邓小平找到了痛处：“肿就肿在机关和军官上。”
针对军队中各级机关太过庞大的问题邓小平做作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如此庞大的机关，打麻将都能凑上好几桌了，不用说指挥打仗了，恐怕连跑都跑不赢。”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邓小平指出，一方面要对各级领导班子机关进行精简，首当其冲的就是总部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另一方面，要减少军队中的非战斗性人员，如统帅机构、指挥机构中的人员，最主要是要减少干部。
而对于裁军工作中遇到的阻挠，邓小平则下达明确批示：“头头不通就调头头。如果谁要阻挠裁军工作的进行，成为绊脚石，就索性搬走它。”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裁军工作如何进行，答案已经出来了。此后半年间，百万裁军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除了解决军队当前“肿”的问题，邓小平还进行了制度改革，设立了军官服役、退役的制度，有效解决了部队日后“臃肿”的问题。邓小平还强调：“编制就是法律。编制要严格，要切实遵守。制度化以后，该用多少人就用多少人，这样编制就不会臃肿。”
最后，确定好如何裁军的方案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军计划。此后三年里，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多达60万人，全国军区缩减到7个大军区。
裁军后的中国军队，不仅实现了“消肿”的预期目标，还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中国的百万裁军计划获得了国外媒体的高度评价：“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而裁军计划完成后，西方的军事专家又亲眼看到了中央军委作出的这一决定的谋略所在，他们说：“中国裁军100万，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防御能力，反而使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一支更可信赖的战斗力量。”
1985年的裁军工作最终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明显成效，跟广大解放军领导干部和战士们的理解分不开。
为了支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不少解放军干部纷纷主动要求退出一线，正因为有他们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裁军的任务才能在短短三年间圆满完成。
福州军区裁撤，江拥辉将何去何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队先后经历了数次大规模改革，各种兵种相继更新迭代，同时，各大军区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并按照国家行政区的划分，重新设立了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六大军区。
1955年，中国军队再度改革，形成12个大军区，这些军区的命名大多选择所在的大城市的名字，1956年，又增设了福州军区。就这样，形成了13大军区。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央军委经过几轮改革，将全国各大军区缩减到11个，尽管已经精简了不少，但军人数量仍然有400多万。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100万员额。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出了为维护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实际上，在百万大裁军的命令正式下达前，各大军区的裁军工作早已悄然展开。
1985年4月的一天，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江拥辉，收到了军委下达的一份特急通知，吓得他以为是有什么战事要发生。而当他迫不及待地看完通知后，却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许久都没缓过神来。
看着这份通知，江拥辉百感交集，甚至第一次不知道要如何向军区的广大官兵传达这一命令。原来，这份特急通知书上写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南京军区。
两大军区的合并，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会离开。这牵涉每一位官兵，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跟战争年代的攻坚战相比，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天，时任福州军区的政委傅奎清来找江拥辉。傅奎清走进江拥辉的办公室后，径直坐在沙发上。起先，他垂丧着头一言不发，许久后，他又抬起头看着江拥辉，努努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又没开口。这样的动作充分重复了好几次后，江拥辉也看出了端倪，他笑了笑，问道：“你这是怎么了？平时的爽快劲儿都去哪里了？”
傅奎清听着江拥辉的玩笑话，长长地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说道：“我刚刚从侧面打听了一下，我们军区跟南京军区合并后，新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人选，中央军委的意思是从两个军区里各出一个人，政委人选可能考虑的是我，司令员人选可能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向守志同志。”
听罢，江拥辉先是祝贺了傅奎清，然后又一次向他确认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已经研究过了？”
傅奎清看着他，回答道：“是的，已经研究过了。过段时间就会去北京开会，军委会找大家正式谈话。”
对于合并后的新军区的用人方案，江拥辉其实是知道的，不过，至于具体是谁担任什么职务，他不清楚。傅奎清向他透露了一些信息后，他也没有再追问更多的细节。
看江拥辉沉默着，傅奎清了清嗓子，真诚地对他说道：“我宁愿自己不当政委，也希望由你担任新军区的司令员，而且，我已经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听到傅奎清的话，原本还很平静的江拥辉霎时间红了眼，他一个劲儿地表达着感谢：“谢谢，谢谢你……”
说完，江拥辉便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总机，郑重地说道：“给我接军委总机。”
傅奎清一听，当即慌了，他不知道江拥辉要做什么，又担心他说出什么过激的言论来，急忙按住了他的手，劝道：“司令，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有想法，咱们先谈一谈，我再向中央军委汇报，你看这样可以吗？我们不能走极端呀。”
江拥辉一听，突然笑出了声，对他说道：“老傅啊，你想多了，我可不是打算跟中央军委显摆资历，要职务，我是要赶紧向军委表个态啊。”
傅奎清一听，知道是自己想错了，他立即松开手，不再阻拦。江拥辉在接通军委的电话后，立即表态说道：“首长，我是一名老党员、老革命，无论军委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请军委放心……”
虽然舍不得离开待了大半辈子的军队，但江拥辉的这番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心，听得一旁的傅奎清都热泪盈眶。
1985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正式宣布了裁军百万的决定，并宣布了新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等一系列的人选名单。
江拥辉则异常平静，会上，他再次表达了自己坚决支持中央军委的任何决定。
邓小平听到他的表态后，哽咽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传达敬意。
会议结束后，江拥辉奉命协调两大军区在合并期间的一切事宜。为了完成好军委交代的这一任务，江拥辉加班加点、统筹协调，很快，两大军区的合并工作便顺利完成。
与福州军区的广大官兵告别时，江拥辉动情地说道：
“现在是需要我们站出来，讲大局做奉献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有怨言不服从，我们就不配为解放军军人，就不配这身军装。”
1985年8月30日零点，江拥辉与新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移交了指挥权，他的使命也完成了。这一刻，江拥辉再也忍不住红了眼，各种情感复杂交织，既不舍一同在这里同甘共苦的广大战友们，又不舍自己即将结束的军旅生涯。
1985年，从福州军区卸任司令员后，江拥辉离休。中共十三大会上，江拥辉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1991年2月13日，江拥辉在沈阳逝世，享年74岁，他的骨灰被葬入福寿园国际集团辽宁观陵山艺术园林将军园。
而担任新的南京军区的傅奎清则继续奋战在一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他率领党委一班人顺应部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需要，转变思想，多次完成练兵备战的重任。在加强部队作战能力的同时，他更是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深入基层了解战士需求和训练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变化。
1990年4月，傅奎清离开领导岗位。但他跟许多退下来的领导干部们一样，始终关心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并提出了颇具价值的意见。
1998年7月，傅奎清正式离休，此后余生，作为一名老革命、老战士，他深入各基层部队、机关和学校，向大家讲述红色故事，关心祖国下一代的发展。此外，他还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经常捐款捐物。
2022年8月28日3时58分，傅奎清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102岁。
结语回看1985年人民解放军的百万裁军之路，虽然令广大干部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军旅生涯，引起一时的阵痛，但却带来了更有意义的价值，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解放军快速迈向现代化、信息化清除了障碍。
一切正如邓小平所期望的那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力量变强了，就能够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武器装备。
